与这一命题密切相关的是毛泽东在同一部书中的另一论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9]这一原则性论述，也即所谓“两个过程”论，被看作是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

在研究体制上，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建立，应是最为明确的标志。这个于新中国诞生之初即行设立的国家级研究机构，是以范文澜为首的来自延安和华北解放区的部分史学工作者于1950年5月所组建的[10]。各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设立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也培养和聚集了一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人材。

在研究史料的建设上，以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为正、副会长的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初，就把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工作确定下来，作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提倡。编辑这一套资料丛刊的主要目的，“是供给高中和大学的教师们、历史研究工作者们做参考。”在以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等十一人组成的总编辑委员会的指导下确定编写的有关资料，集中地反映了发生在晚清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实际上也可以说都是晚清政治史的资料。这个编委会的规格之高，为迄今所仅见；而相关资料的编选者，也多是著名的学者。1950年代所编成的十种资料中，最先出的是第九种《义和团》（1950年编成，1951年出版）。这部书的提早出版，“是为了纪念义和团五十周年”，又由于当时适逢朝鲜战争爆发，“清算帝国主义的血帐，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最后编成的是第五种《洋务运动》（1959年编成，1961年出版），则是由于洋务运动本身历时最久（几占中国近代史80年中的一半时间），而相关资料包罗万象，篇幅过巨，编选难度较大之故[11]。这十种资料的有关情况见下表：

表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十种）明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