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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治史研究五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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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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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22]，这就多少削弱了这部著作应有的力度。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加之与港台及海外的学术交流，近代史既有的体系也受到了冲击与挑战。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是政治史甚至只是革命史的状况，对现有的框架模式与相关的结论，也试图予以突破。
首先是在理论方面的探讨，集中表现在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的不同看法。1980年，有文章提出用“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来表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由于文中主要论述了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等三段“重要历程”，所以这一观点又被称为“三个阶梯”说，并得到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赞同。这一观点发展到后来，则是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本身，也即所谓“两半”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从资本主义发展，从近代化、工业化的角度看，“三个阶梯”说有其合理之处，或可补“三大高潮”论的不足。但“两半”论本身还是有其生命力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固然凸显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的一面，但同时也隐含了半独立半资本主义的另一面，因而它同样也为发展资本主义，为实现近代化、工业化的另一目标提供了根据。
我们注意到刘大年先生近年来在多种场合对“两个基本问题”说的表述：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早已使我们得出了一个概括，一个明确的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封建统治使中国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近代化。这个概括来自种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它合乎历史事实，而又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观察今天的现实。[23]
“两个基本问题”说——这是在新的认识基础上的整合和重新统一。
其次是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宽。具体表现在政治史以外的其他各领域的研究得到加强：经济史、军事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等，都已渐次展开并各有成就。
与晚清政治史密切相关的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得到了重视。曾因“左”的思潮冲击被迫中断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课题，也于20年后的1978年重新上马，并于1986年出版了第二卷（从甲午战后到五四运动）。沙俄侵华史、日本侵华史等专题研究也相继取得成果。
晚清政治史本身的研究中，清朝统治阶级的研究也已得到了加强。对于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首先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不仅都有研究专著和大量研究论文，而且还出版了他们的文集。此外，对清廷枢纽人物如恭亲王奕䜣、慈禧太后等人，对湘淮军的集团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对被简称为“八大事件”的晚清重大事件的专题研究也在继续深入。
太平天囯的研究曾是成果最丰的领域，在文革中也是“受灾”最烈的“重灾区”。早在文革前，就已有着过分拔高农民起义，且以太平天国比附共产党人的革命等一些不正常的做法。1964年，戚本禹在康生的指使下借李秀成的“叛徒”问题发难，又伤害了一批持不同见解的学者。文革中，“四人帮”更是利用太平天国大做文章。洪秀全被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太平天国的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包括杨秀清、石达开，也和李秀成一样，被打成投降派、叛徒、分裂主义者，等等。甚至洪秀全的一首“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的“地震”诗，也在唐山大地震后被“四人帮”作为鼓舞人心之用。对此，近代史学界的学者们早就蹩足了一股气，所以太平天国研究的最早“复苏”也就不是偶然的了。1979年5月，近代史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一时间，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蓬蓬勃勃，又出现了一派闹热的景象，曾有人为此戏言：“研究太平天国的人简直比太平军还要多”。但随着近代史其他领域研究的陆续开发，众多人一轰而上挤在太平天国领域的现象很快得到了克服，研究的热点也渐次后移。因此，当太平天国史专家王庆成后来在英国发现《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等宝贵太平天国文献时，虽也曾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震动，但有关文献却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有关的研究也没有得到什么反响——热点已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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