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各种史料的相对价值，陶希圣倾向于首先掌握二十四史等最基本的史料，在认真研读二十四史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再去尽可能广泛地搜集其他有关的社会史、经济史史料，尤其是地方志中的社会史和经济史的史料。例如在《食货》第1卷第2期“编辑的话”中，陶希圣特别地讲到：“我们要读的两种基本书，一是廿四史，二是地方志。”并且指出：“如果有人想得到一点中国社会通史的知识，最好还是参加那读廿四史的工作。”[3](P76)陶希圣在《食货》中发表的许多“读史随笔”，如《王安石以前田赋不均及田赋改革》、《十六七世纪间中国的采金潮》、《元代江南的大地主》、《元代西域及犹太人的高利贷与头口搜索》、《金代猛安谋克的土地问题》、《五代的都市与商业》、《五代的庄田》、《十一世纪至十四世纪的各种婚姻制度》等等，都是通过阅读正史，钩稽相关材料撰写的论文①。

除正史外，陶希圣赞同史料要广泛扩充，其中最为所重的是地方志，认为它是“我们要读的两种基本书”之一。为此，陶希圣在《食货》撰文，号召“发起详读地方志”的活动，提议在阅读过二十四史等基本史著，“在把社会的历史过程稍有头绪(也只能够稍有头绪)以后，便下功夫从地方志里搜求经济的社会的材料”。关于整理地方志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意义，陶希圣举例说：“如果把罗马城、雅典城、加答基城这些都市撇开，你怎样想象得出欧洲的古代社会?如果你把威尼斯、几诺瓦、汉沙同盟的几个城撇开了，你就不能谈后期的欧洲中古史了。反过来看，这几年来，大家正在撇开了广州、泉州、明州、扬州、苏州、杭州，高谈宋、元、明的社会。大家正在撇开内蒙的盐场牧场谈契丹；正在撇开有名的寺庙历史谈封建时期。大家都是这样的远离现实，驾雾腾云，也难怪一封建制度便从古到今，一资本主义便从今到古了。我们固然要把理论应用到材料上去，可惜材料是架空的。在数学上，零加零仍旧等于零；在这里，空加空不仍然是一个空?”[3](P70)

以上的论述表明陶希圣是十分看重史料之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然而如果仅此而已，那么《食货》是不会在当时考据学派居主流的史学界独树一帜，吸引和影响很多青年学者的。真正使《食货》在社会产生影响的，主要还是刊物所反映的主编陶希圣对历史资料搜集和理论阐述两者之间的会通意识，以及在这种会通意识指导下的研究实践。

关于史料与理论和方法的关系，陶希圣在《食货》中是这样分析的，他说：“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方法虽不是单纯把材料排列，方法却不能离开史料独立的发挥功用的。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于不能产生。……我并不是反对有一个结论在心里，再去找印证。我不过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方法。……那末，心里一点什么也没有，我们去就史料论史料，好吗?这也是不成的。我先问一句：那自称没有成见的史学家，真的没有成见吗?没有的事．他已有很强的成见。他的成见是他自己不承认，或不知道的。没有成见，不能拒绝别人的成见。便令没有任何的意见在心里，你去那儿找那个材料去?”[3](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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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罗志田曾对“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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