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会通史料与理论：《食货》成功的重要原因

《食货》之所以在当时的史学界获得重大的成功，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中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与其重视史料搜集和理论探讨的办刊宗旨及其具体实践分不开。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迄止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史学界，新的历史解释理论与方法和具体研究实践，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结合而处于分离状态。随着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展开，中国史学的格局也俨然分割：“实验主义不尊重确定的理论或思想，公式主义不尊重事实或材料”[3](P360)，即一边是祭着历史唯物主义公式，抽象论述中国社会发展性质的“海派”，一边是恪守“史料即史学”宗旨，结合西方实证与“乾嘉”传统，以史料考据为主要研究手段的，作为学术主流的“京派”。陶希圣从上海到北平，似乎已象征着其会通“海派”和“京派”治学路数的意义，而《食货》的创办，则使这种会通的意义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当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正酣之时，包括陶希圣在内的一些人，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特别是经济层面的复杂性，实非简单化的概念所能概括，于是穷研史料，加强专题研究的学术要求便凸显出来。但是在重视史料整理的基础上，史料与史学究竟应是怎样的关系?怎样结合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发掘相关史料?怎样处理社会经济史料与理论阐释的关系?仍是需要努力实践与探讨的问题。对此，陶希圣通过《食货》所作出的一些理论探讨和学术实践，应该说是有积极促进作用的。

首先是强调史料的意义方面。针对社会史论战所表现的空洞的教条主义弊端，陶希圣在《食货》中一再强调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创刊号的《编辑的话》中，陶希圣明确指出：“这个半月刊出版的意思，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正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因为在陶希圣看来，“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而“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3](P29)。此后，在后来几期的《食货》中，陶希圣仍一直强调：“《食货》所自定的任务，是重在搜求史料。我们所以这样做，是有鉴于今后如果还是空谈方法，使方法论仍旧杜留在观念的王国里，方法一定没有进步的可能。”[3](P164)

在这种史学思想指导下，陶希圣在办刊过程中反复强调材料搜集之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还不时地在《食货》刊载一些史料的整理成果。例如1936年8月发行的《食货》第4卷第5期便是“唐户籍簿丛辑”专辑，将陶希圣领导的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搜集唐代经济史料的时候，把中日文书籍杂志里辑录的敦煌户籍收罗在一起”的资料发表。在该《丛辑》的《小序》中，陶希圣在提出“户籍丁籍是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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