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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北平晨报》1931年1月14日《北大史学系风潮似了未了》、1931年6月21日《北大史学系要求聘教授该系一年级之议案》以及1931年6月23日《北大史学会挽留邓之诚》等几则消息，收入《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725—1727页。

②  该文又收入《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二辑。

二、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

与今天学术界所认为的，作为与国家层面相对应的社会史范畴不尽相同，20世纪30年代学术观念中的社会史，更多的是指社会经济史。陶希圣曾在《南北朝经济史》的《自序》中说：“中国经济史本是一块未开的生地。‘斩之蓬藿荆棘’，是件最苦最难收效的事。”而《食货》的创刊，对于中国社会史，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意义，也正在于拓荒与奠基。当然，对于陶希圣来说，其创办《食货》半月刊的初衷，本想通过具体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解决中国社会史论战未能解决的对中国社会认识的问题。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无意间却使他借助《食货》这个学术平台给当时的中国史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境地，构成使中国史学“预流”于世界新史学之潮的意义，这确实也是陶希圣所始料未及的。

应该说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已经出现了与社会科学结盟的趋势，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逐渐出现活跃的迹象。而“191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思想中的重要成份，政治史的重要地位开始动摇”，同时，通过考虑“经济力量的冲突”，以“经济体系形态的模式”来“理解历史进程”的研究，渐渐成了史学发展的新潮流[6](P12)。

西方史学的这些变化，也影响了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如1920年朱希祖执掌北京大学史学系时，就是受德国Lamprecht《近代历史学》和美国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的影响，而极力强调“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①的观点，并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对史学系的课程进行了改革，“本科第一二年级，先把社会科学学习，做一种基础，——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再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7](p3)。与此同时，又建议何炳松，将其原作教材讲授的鲁宾逊《新史学》译为中文，于次年出版。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这时则有李大钊先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文，以及在北京一些高等学校中开设的“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初步把历史唯物主义引入了中国的史学课堂。

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来说，这些强调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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