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分共”后的国民党，虽然很快就形成了“宁、汉合流”的局面，但是派系斗争始终异常激烈，陶希圣所属的汪精卫系的“国民党改组派”，因为反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极右政治势力，而明显处于劣势。当时的政治情势也影响到了陶希圣本人。其时，陶希圣应商务印书馆之约撰述的《五权宪法》一书，在“送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时，竟被批驳，不许出版”，与此同时，上海市国民党党部也向当时的中央党部检举陶希圣“颇有讽刺及批评现实政教之长篇与短文”，“言论种种非法及违纪之处”[1](P122)。政治场上的意外失意，迫使原本满怀高度政治热情的陶希圣不得不改变其人生之路，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了讲学与著述，先后辗转于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及上海法学院等学校讲授中国历史，同时开始潜心研究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⑤。在学术著述方面，这时的陶希圣除翻译出版了奥本海(Franz Oppenheimer)的《国家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各国经济史》等著作外，还花大力气撰写了《辩士与游侠》、《两汉经济史》等著名的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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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陶希圣在《食货》第1卷第2期《搜读地方志的提议》一文中说：“本刊第一个热烈的发起人是顾颉刚先生。‘食货’这个名称便是他提出的。他认为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经济，他又曾提出一个名称叫做‘史心’。后来‘食货’便被采用了。”

②  陶希圣曾担任过汪伪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参政会成员，后来幡然悔悟，迷途知返，于1940年与高宗武秘密逃离上海，在香港公开揭露汪日秘约，轰动中外，史称“高陶事件”。此后长期担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并为其起草《中国之命运》；1949年去台后，历任国民党中央中常委、中评委等要职。

③  时已有所谓陶希圣打响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炮”的说法，详见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载《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④  其中仅《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在出版后的三年间就重印了八次，先后印刷达数万册。

⑤  有关这时期陶希圣的政治态度，可参见翁贺凯《1927—1934陶希圣之史学研究与革命论——兼论其与国民党改组派之关系》，《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期。

1931年上半年，当时的学术中心北平发生的一个事件，使得陶希圣的生涯再次发生变动。从1930年底开始，北京大学史学系发生了要求学校罢免系主任朱希祖，改革课程设置的罢课学潮。这次学潮，校方与学生一直僵持到6月，最后由学校的史学会议决出甲、乙、丙、丁四项议案，作为复课条件向“蒋校长(梦麟)交涉”。其中包括聘请陈翰笙、陶希圣担任教授，以及开设：“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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