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新的史学理论在史学中的影响也一直在潜然发酵，并在学术实践方面酝酿着对旧格局的突破。这中间，所谓“三大论战”的促进作用尤其巨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虽然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开始遭到攻击和禁止，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学术层面并未受到影响，反而因社会性质及社会史论战而影响日益扩大，并作为研究和解释中国历史的重要理论体系，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被称为“1930年我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两种出版品之一”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9](第208期)，“将地上的古代文献资料和地下的甲骨、金文资料熔冶于一炉”，“创造出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10]，在初步建立中国社会发展史体系，使“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真正的走上了学术的路上”的同时[5](P30)，也使以新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范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这样，在政治局势逐渐平静的情况下，最初因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前途及革命道路的思考而引发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等问题的激烈争论，逐渐转向冷静的学术探讨，从而使摆脱空洞教条主义弊病，以具体的史学实践开拓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新领域的史学要求，越发地突出出来。

然而史学发展的这些要求，在旧的主流学术刊物主宰史学园地的情况下，实际是很难得到满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创办新的史学刊物，作为容纳社会史、经济史内容，培植新史学的园地，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成了史学能否得到成长的重要因素②。也正是有鉴于此，这时一些有意容纳这些新内容的史学刊物开始创刊。例如1932年11月北平社会调查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创刊③，并宣称：“在以先历史的范围仅限政治史的时候，英国的有名的历史家Freemen说过，‘历史是过去的政治’。在我们认识经济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并且现代经济生活占据个人，民族，国际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为经济史的领域。”[11]此外，1933年1月由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主持创刊的《历史科学》月刊，也提出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由历史发展的本身作深入的探究”，在“留心史料的时代价值”的同时，“站在新兴科学底立场”，“以新的科学来阐明历史充实历史”[12]。至于所谓“新兴科学底立场”是什么，与《历史科学》同年同月在广州创刊的《现代史学》，则明确指出是“注重现代史与社会史等研究”。其《本刊宣言》云：“固然史学界的前辈仍在拥护Dryser， Stubbs等所学旧式的历史，而较年青的青年，却已倾全力于经济史，尤其社会史之研究”[13]，而“经济史是研究社会史的基础，要清算中国社会史，非先立好中国经济史的根基不可，所以这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了”[14]。

这些史学专门刊物的创办及其所提出的办刊宗旨表明，为满足新的、着重从整个社会史、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的角度阐释历史发展的要求，在《食货》创刊之前，史学界已经在构筑和经营这片学术园地了。而事实上《食货》也是因应这种史学要求所创办的“社会史专攻”刊物。但是从后来史学发展的情况看，上述这些刊物与《食货》相比，第一，没有明确地打出“中国社会史专攻”的大纛；第二，没有从理论到方法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译介和讨论；第三，没有在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实践中涉及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段和如此广泛的社会范围；第四，没有在短短的发行周期中，聚集了如此众多的研究者。因此这些刊物也理所当然地没有像《食货》那样，在当时的史学界造成深远的学术影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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