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参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1期，第3—10页。

②  当时不多的一些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论文，多是以社会学刊物为园地，如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社会科学杂志》、北京大学的《社会科学季刊》、中山大学的《社会科学论丛》、中央大学的《社会科学丛刊》、武汉大学的《社会科学季刊》等等。

③  北平社会调查所即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前身，《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自5卷1期起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

④  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为半年刊，《历史科学》仅发行了二期，《现代史学》刊行时间虽较长，但内容不是“社会史专攻”刊物，故这些刊物的影响远不能与《食货》相比。

为了促进社会史经济史研究，陶希圣通过《食货》作出了大量的努力。除了亲自主持刊物的日常编辑工作，在经济上为维持刊物每月将自己的兼课钟点费100元补助办刊之费外[1](P130)，陶希圣还以《食货》为平台，组织起一批热衷开展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希望能够通过集体协作等一些有效的组织方法，来推进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为此，他不仅以《食货》的名义组织了“食货学会”，在每期的《食货》刊出《食货学会会约》，征集那些“志愿或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师友”，定期进行社会史的理论学习和问题讨论，还通过《食货》进行了十分切实的学术组织工作。例如有目的地组织理论及方法论的讨论、有目的地组织力量译介一些国外的研究著作、组织编制有关社会史经济史论文的索引等等，相当有力地促进了相关的学术研究。从几年刊物的内容看，基本是朝着当初创办刊物时所制定的目标努力的，这目标是“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新的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3](p29)。

由于陶希圣的努力及《食货》的影响，使得“考据派中的许多青年史学人才都被吸引到这条新路上来了”[15](P282注1)。后来一些卓有成绩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如鞠清远、杨联陞、全汉昇、何兹全等，大多是由陶希圣的鼓励、推荐，通过《食货》而走向学术道路，并且循着《食货》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路数走向成功的。例如全汉昇回忆说：“我在1931年进入国立北京大学攻读史学系，在师长的指导和勉励之下，确立了我的治学方向和治学态度。当时，政治系教授陶希圣先生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我对这门课极感兴趣。陶先生不但使我了解经济史对于解释人类历史演进的重要性，而且使我感到眼前呈现一片新境界，亟待开发，于是决心研究中国经济史。”“1934年我写成《中国行会制度史》，希圣师阅稿后即推荐发表，于时希圣师创办《食货》半月刊，目的是促进国人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我也写了几篇论文，在这个刊物上发表。”[16]活跃于斯时的，以研究社会经济史著称的所谓“食货派”，正是以陶希圣所主持的《食货》为基本阵地而形成的重要史学流派。

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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