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希圣此时的学术思路和心曲，其于北上一年之后的1932年8月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袒露说：“我还有两个希望，敢在这儿提出：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二、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发表论文，是因为那时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我希望短篇论文减少，多来几部大书，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一个强固的根基。我自己决没有丝毫的自负，说自己业有如何的成绩。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研究，把四年来的见地一起清算。我希望大家于‘破’中来‘立’。只有‘立’才可以把战线以外的多元论或虚无论者打翻。”②陶希圣的这番表白，也可谓是他两年后创办《食货》半月刊，组织力量专攻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先声。  

为了达到通过材料收集和展开具体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最终认识中国社会史的目的，陶希圣于1933年春夏之际，在北大讲授中国社会史的同时，开始在法学院着手筹建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在丛书的《刊行缘起》中，陶希圣再一次指出：“史学不能制造历史，反之，历史的研究产生史学。”认为：“也许中国社会的发达与欧洲有同样的过程。也许两者截然不似。但是，要断定中国社会的发达过程，当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及现存的各种材料下手。如果把史料抛开，即使把欧洲人的史学争一个流水落花，于中国史毫没用处。”因此陶希圣剖露心迹，“发下一个小小的誓愿”：要把当时“学者不独把欧洲的史学当做中国史的自身，并且把中国古代学者的史学当做古代史的自身”的“悲惨笑话”，“转换为真实的功夫”，即第一，“宁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找出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来，在沙上建立堂皇的楼阁”；第二，“多做中国社会史的工夫，少立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空论”；第三，“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2]‘卷首《附言》)。反映了陶希圣学术转向的心路。

在《食货》创刊号上，陶希圣在《编辑的话》中指出：“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3](P29)比之于他在1932年到1933年的言论，其间的思想过程及联系是很清晰的。所以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称：“陶希圣所主编的‘食货’，对于中国历史的改造，也抱着一个热烈的宏愿。”[4](P194)而总结新史学发展史的齐思和则说：陶希圣“对于西洋封建制度并未给一个彻底的解说，因之对于中国封建制度的解说也稍失之于空泛笼统。到了后来，陶先生大概感觉这问题太广大，应从专题研究人手。又作了《西汉经济史》、《辩士与游侠》等书，而他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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