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4年12月创刊到1937年7月停刊的二年半中，《食货》前后共出版了61期，吸引了全国各地150多位学者，发表了大小论文300余篇。除了少数外国社会经济史理论的翻译和作为社会史讨论之余绪的中国社会形态讨论外，绝大多数是具体研究社会史及经济史的文章，其中最多的是有关社会身份、人口、家族、土地制度和田赋租税等方面的研究，其次是关于农业、货币、市场、都市、贸易、寺院经济等内容，此外还包括一些关于妇女、婚姻等社会史方面的内容。这些文章大致可以说从两个方面具有突破或填补了学术空白：一是在所研究的时间范围方面，不再像社会史论战时那样，主要集中于上古时期，而是涵盖了从上古到明清的整个古代；其中秦汉以后至明清，尤其是以往研究中涉及不多的时期。一是在所研究的内容方面，开拓出了许多当时正统史学家所不曾涉及的新领域、新问题，例如有关人的社会身份问题，便发表有吴景超之研究西汉奴隶(2卷6期)，陶希圣之研究西汉的客(5卷1期)，杨一清之研究部曲(1卷3期)、唐代贱民(1卷4期)，鞠清远之研究中古的门生故吏(2卷12期)、元代官匠户(1卷9期)，以及何兹全研究三国国家领民(1卷11期)、中古大族寺院领户(3卷4期)，武仙卿的南北朝色役(5卷8、10期)等论文。此外像何兹全对魏晋庄园经济的讨论，全汉昇对宋代都市夜生活的论述，陶希圣有关“社会组织如家族婚姻等项研究”等[3](P557)，也是从全新的社会史的视角下提出的新问题①。
当时的《食货》，俨然成为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以及联系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力量的重要纽带，学术影响也迅速扩大。据《食货》第3卷1期记载，当初《食货》“顶先每期只印两千份，打算发出一千五，留五百预备作合订本，供给将来的需要。创刊号发出后一星期，发行人被迫再版一千。到了第一卷五六期，发行人便每期印四千，发出三千三，赠阅‘食货’会员两百，留下五百份作合订本”[17](p38)。一份个人主办的学术刊物，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就形成这样的发行量，在20世纪30年代不能不说是相当可观的了。大夏大学的梁园东曾致信陶希圣说：“《食货》在大夏为最风行之读物，大夏出有《历史社会论文索引》，对《食货》论文几无篇不索，可见同学等之爱好。”[18](P56)晚年的钱穆曾回忆说：“时(顾)颉刚在燕大办一《禹贡》，陶希圣在北大办一《食货》，两杂志皆风行一时。”[19](P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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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杜正胜《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特从理论、方法与资料、课题论》，载《第三届史学史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台中：青峰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4页。
关于民国时期对新史学的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学术期刊，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系的张春树认为是1926年6月开始发行的论文集型的学刊《古史辨》、1927年11月开始刊印的《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年10月刊行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4年3月发行的《禹贡》半月刊和1934年12月创刊的《食货》半月刊。对于这几个学刊的史学贡献，张春树概括了四个方面：“(1)扩大国史研究之领域与资料之范围；(2)开拓历史解释之架构与范畴；(3)加深史学分析之角度与幅度；(4)养成众多之具高度史才、史学、史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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