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新史学，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实际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具体学术实践来说，则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新考据学，依然是当时史学界的主流。这时执中研院史语所、北大、清华、辅仁、燕大等学术重镇牛耳的教授，大多是这类风格的学者。而受这些主流学者影响，各校的研究生也多做着类似的研究课题②。这一点，只要翻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国学季刊》、《清华学报》、《辅仁学志》及《燕京学报》等学术刊物，就十分清楚。这些史家虽然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从研究范式上看，其共同的特点，一是强调史料的发掘与考据对于史学的意义，而对社会历史过程的解释，则一般并不予以过多的注意；二是在研究的内容上，或囿于中国传统学术思路及西方实证史学研究取向的影响，或囿于唯心主义的历史解释理论的影响，大都更关注政治史、文化史或学术史，而“不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较少探索这方面的问题”③，至于所谓“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的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1](P129)。这样便形成了30年代初期中国史学界理论认识与具体研究实践的差距或矛盾：一方面在观念上承认史学研究的范围应该包括社会史经济史等丰富内容，一方面则在具体的研究实践方面并不予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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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罗香林回忆朱希祖的文章中亦提到朱氏曾有“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的说法。详见《朱逖先先生行述》，载《文史杂志》1945年5月第11、12期合刊。
② 参见《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所载《清华国学研究院述略》(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305页)，及当时出版的《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号刊登的首届“毕业生成绩一览表”和《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一书所列硕士论文题目表。
③ 参见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后顾与前瞻》，载《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按田先生这里所说的是陈寅恪，其实陈寅恪对于社会经济的作用不是没有认识，但是，由于理论认识的问题，陈寅恪更主要的是把经济制度隶属于文化的范畴认识的，而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来认识的。如其著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便云：“夫纲纪本立像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因以保存。”
④ 参见朱希祖1922年11月23日《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报告》，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1153号。该材料又收入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8页。
仍以朱希祖为例。从以上叙述可以得知，朱希祖在观念上似已接受了西方新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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