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撰《墓志》，或写《祭文》，或料理后事，关怀其遗属子女，堪称无微不至。如当年在长山刻苦力学时，对他有提携之恩的故相李迪（971~1047）；此外，又如范对其任西溪盐官时的前贤张纶、胡令仪，及知亳州上官佖、通判杨日严等，不胜枚举。与这几位父执前辈多成为世交，犹如我们上节介绍过的与叶参、清臣父子、陈质父子、谢涛、绛、景温祖孙三代那样的通家之好，这种交旧情亲的交游是十分感人的。范仲淹还主张优贤养老，其《养老乞言赋》指出：“年高者不可不养，言善者予取予求。”“养老之美”在于：“一则崇孝悌之本，一则求善教之旨；”“养其老则惟贤是择，乞其言则患己不知”；“舍此则无以养德，遵此则足以守国。”他对元老重臣杜衍的“直清忠荩，勤劳弼亮”；任布“廉洁不渝，止足知退；”郎简“执节清素，处心雅尚”，赞叹不已。作为善于从前贤往哲、本朝遗老那里虚心学习，善于汲取政治营养的政治家，他对前辈张士逊、胡则、杜衍等致仕官员十分尊重，虚心求教，较之“人一走，茶就凉”的世态炎凉，实有天壤之别。即使对吕夷简，亦本着以国事为重的立场，生前已解仇，吕卒后，庆历四年（1045）十一月，范仲淹有《祭吕相公文》云：“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71他是发自内心的真挚哀悼，绝非虚应故事的表面应酬。
见贤必亲，思贤若渴
宋代跻身从官以上，便有资格荐士举官，成为宋代人才层出不穷的途径之一。范仲淹无论在朝侍从、执政或出为边帅、宣抚期间，举荐了大量人才。他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即其自定的严格标准：“幕府辟客须可为己师者，乃辟之。虽朋友亦不可辟，盖为我敬之为师则心怀尊奉，每事取法，于我有益耳。”72可见以匡时救弊为理想的庆历党人，是将人的政治素养、道德品质视为交友的最重要标准。范仲淹为首的庆历党人见贤必亲，而绝不党同伐异。
同年，是指同科之进士。这是宋人交游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关系。范仲淹的同榜进士有197人之多。此外，诸科及赐同出身的还有155人。与他有交往及诗文唱酬的即有近30人，其中状元及第的蔡齐曾推荐过范仲淹，他的堂弟蔡交是范的女婿；范仲淹又为侄子纯诚娶同年兵部郎中朱贯（字实之）孙女为妇。73是一种同年兼亲戚的关系。另外，谢绛、王丝、王渎、庞籍、李仲偃、刘夔、王甲、张昪、魏兼、欧静、周骙、黄鑑、沈严、沈偕、张泌、齐廓、张观、郭劝等人均与仲淹相过从，有的关系还相当密切。但无疑与仲淹相知最深，关系最亲密的同年，首推滕宗谅。
同年之间过份密切的交往，也导致最高统治者的疑忌，如在位42年之久的宋仁宗，他对于朋党的防范到了神经质般敏感的地步。田况《儒林公议》卷下记载有这样的故事：
宋庠、叶清臣、郑戬及庠弟祁同年登第，皆有名称。康定中，庠为参知政事，戬为枢密副使，清臣任三司使，祁为天章阁待制。趣尚既同，权势亦盛，时人谓之“四友”。吕夷简深忌之，指为朋党。……语寖上闻，乃尽罢四人为郡，仍降诏天下，戒朋比焉。
仲淹交游多道义之交，他曾密荐韩亿德才兼备，可为执政。韩亿也许是为了打消仁宗关于朋党的疑虑，正色而言：“臣未尝涉朋比之迹，结左右之容。况臣与仲淹既匪姻亲，又非故旧，缘何契义，辄有荐论？若仲淹举臣以公，则臣素无交托。”74
北宋士大夫，“敦尚同僚之好，往往至于通家。一联官事，契爱终身，他日两家子弟邂逅相见，有如弟兄。”75吕本中《童蒙训》亦指出：“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义，至其子孙亦世讲之。”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范仲淹虽未必始倡之，但他却恪守：“奉上官不回曲，于朋友尽规切。知人之善，面则励之，背则扬之。”76其交游之道，竭力全朋友之义。他与吴遵路的交游堪称典范。天圣九年（1031），昔日馆阁僚友吴遵路因上书忤刘太后意而被贬崇州（即通州，治今江苏南通）；明道二年（1033）在右司谏任的范仲淹被命体量安抚江淮灾伤，上奏疏乞以吴遵路通州救灾事迹颁示诸郡为法。此后天各一方，仍音问不绝。庆历三年（1043），吴遵路卒于知永兴军任所，贵为执政的范仲淹还专门上了一道奏疏，请求朝廷令陕西漕司差官员及公人部送其家属来京。生前故后，交好情亲，体现了这位名臣的道德风范。
更为值得称道的是仲淹出于公心，慧眼识才，大量举荐人才。见于《范集·奏议》的举状中，仲淹所荐各种人才已达数十人之多。如“博学不倦”的彭乘（985~1049），“清介自立”的张昪，均被仲淹举以自代。77见之于欧阳修、韩琦等人所撰《墓志铭》中的则有尹洙之兄尹源（996~1045），刘敞之父刘立之（985~1048），王砺之子、刘敞舅王沖（987~1056），景祐元年（1034）状元及第的张唐卿（1010~1037），从学于范的刘牧（1011~1064），仲淹晚年委以青州府事的张讽（1015~1076）等，均得到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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