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杜衍
　　杜衍（978~1057），字世昌，越州山阴（治今浙江绍兴）人。大中祥符元年（1008）进士，除扬州观察推官。知平遥县，通判晋州，知乾州，未满岁，权知风翔府。擢河东、京西路提刑；天圣六年（1028），知扬州。又为河东、陕西路转运使，入为三司户部副使。以天章阁待制知荆南府，未行；遂为河北都漕。景祐元年（1034），知天雄军；二年二月，召拜御史中丞；三月，权判流内铨。三年三月，迁工部侍郎、出知永兴军；四年，以枢密直学士知并州；宝元二年（1039），再知永兴军。康定元年（1040）三月，权知开封府。是年八月除同知枢密院事，旋迁枢密副使。庆历三年（1043）四月，以吏部侍郎拜枢密使；四年九月，拜集贤相兼枢密使。五年正月，罢相知兖州，官至尚书左丞。七年，以太子少师致仕，屡迁太子太师，封祁国公。卒赠司徒兼侍中，谥正献。杜衍自少好学，工书画，嗜诗，力学不倦。奖掖后进，不遗余力。27
　　出身贫寒的杜衍，凭其出色的才能和操守擢任宰执，其拜相制称誉他“道大而正，德简而廉”；“外恢经武之方，内擅富民之术”，确非虚誉。他在新政期间面对“小人权倖皆不悦，独公尤抑绝侥倖，凡内降恩泽者，一切不与。”是新政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范、富出为宣抚期间，杜衍立朝，成为推行新政的中流砥柱。仁宗听信谗言，欲罢范、富、韩等，杜又“独以为不可”。从而招致反对派的忌恨，王拱辰等一手策划了“奏邸之狱”，其意显然不仅在于衍婿苏舜钦等一批新进英锐，矛头直指杜、范。丁度起草的罢相制词大肆丑诋，称“颇彰朋比之风，难处咨谟之治。”在朋党这一莫须有的罪名下，“善决大事”的杜衍任相仅120日，便被罢免，壮志难酬的杜衍在度过十年退休生涯后赍志以殁。28他的罢相是新政夭折的重要原因，在宰相中，他是唯一的新政支持者。但在范仲淹宣抚河东力主以兵自随时，杜衍持坚决反对态度。他认为辽夏为呆儿族大动干戈，决非要联合攻宋，因此没有必要人为制造紧张气氛，他的判断得到富弼的支持。事实表明，他对时局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出于国家利益的公言廷争，尽管有时不免言词过激，但并未丝毫有损两人间的友谊。这也是庆历党人并不结党营私的明证。
　　皇祐二年（1050），仲淹上《乞召杜衍等备明堂老更表》，赞誉这位已退休的元老重臣“直清忠荩，勤劳弼亮”，表示深深的敬意。在杜衍退休前，范曾有一诗赞誉他：“九重执宪清规在，十镇分忧白发知。”29仲淹晚年，疾病缠身，虽目力不逮，天寒地冻，在青州仍以黄素小楷一笔不苟地抄写了韩愈的《伯夷颂》，寄给时任京西转运使的著名书法家苏舜元，苏将这件书法精品分寄前宰相文彦博、晏殊、杜衍等，相继陆续题跋，表明庆历党人的心是相通的，其志节和操守也是坚定不移的。一件书法作品，引起如许多名公巨贤强烈反响，确非偶然，正如蔡襄所指出的：“此书皆谤毁艰难者，读之益以自信。”退休已久的杜衍也有跋诗云：“宁止一言旌义士，欲教万古劝忠臣。颂声益与英声远，事迹还随墨迹新。”30当年，新政的策划与参与者，就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共同信念：改革大业生生不息，庆历新政虽罢犹辉。

（10）蒋堂
　　蒋堂（980~1054），字希鲁，常州宜兴人。大中祥符五年（1012）进士，释褐楚州团练推官。丁内忧，服除，改大理寺丞、知抚州临川县。历眉、吉、楚三州通判，改太常博士，知泗州。召为监察御史，岁余，遍历三院。判三司度支勾院，出为江东漕使，又徙淮南转运使兼发运使。移知越州，两知苏、杭州，又知洪州、应天府、蜀州。遍历中外，出入劇州会府，以美风俗、扶名教、拔才荐士为己任。有集20卷，已佚。长女适门人邵必，晚居苏州灵芝坊。31
　　仲淹晚年知杭州时，和蒋堂有诗相酬唱。其《依韵和苏州蒋密学》称：“诗仙今日在苏台”，以乐天自况而以韦应物喻蒋，用事精切。《依韵答蒋密学见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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