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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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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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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已被立为太子，史弥远也将难以下手。第二，史弥远竭力说服宋宁宗杨皇后，尽管杨皇后起初不赞成：“皇子，先帝所立，岂敢擅变！”[21]但她终于出面假传宋宁宗遗旨，封赵竑为济阳郡王，立赵昀为皇帝即宋理宗。第三，宋理宗与赵竑一样，都是宋宁宗的养子。可见，史弥远拥立宋理宗，虽属一大阴谋，然而并未从根本上违背家天下统治精神。何况赵竑不是皇帝，篡夺二字无从谈起。
疑问之三是：宋代皇权是否虚化？有的学者给予肯定的回答，认为“宋代是皇权全面衰微、走向象征化的开端”。[22]而我们的答案则是否定的：宋代皇权并未虚化，当时皇帝至少相当实在地掌握着下面两种至关重要的权力。
一种是最终决定权。熙宁初年，参知政事赵抃对宋神宗说：“陛下有言，即法也。岂顾有例哉！”[23]这话不无夸张之处，宋代的政令自有其正常形成程序。可是按照程序，必须皇帝“画可”即最后拍板。有的学者以“为政也专”的宋初宰相赵普为例，证明宋代相权加强、皇权削弱。其具体事例不外是：一次，赵普一再“荐某人为某官”，宋太祖多次断然拒绝，并“怒裂牍，掷诸地”，赵普“颜色自若，徐徐拾归，他日补缀旧纸，复奏如初”，宋太祖终于“可其奏”。另一次，一位官员按照规定应当迁官，宋太祖“素恶其人，不与。”赵普“力请”，得到的竟是蛮横的回答：“朕欲不与，卿若之何？”赵普的确别无他法，只能空自表示义愤：“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宋太祖“不听”，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赵普只得紧紧跟随，苦苦央求，“立于宫上，良久不去。”宋太祖最后被赵普的一片“忠”心所感动，“从其请”。[24]其实，这两件事恰恰表明宰相与皇帝的关系无非是“你提建议我作主”，宰相尽管有权建议，但皇帝却牢牢地掌握着“可其奏”、“从其请”的权力即最终决定权。“朕欲不与，卿若之何？”从中不难看出，皇权与相权岂能相提并论！
另一种是宰相任免权。宋人常常这样说：“人主之职论一相，一相之职论百官。”[25]宰相对百官的任免，作用相当大：“百官差除，从祖宗以来，中书门下同共进拟”，[26]这完全符合当时政治体制的运转规范，不应看作皇权旁落于宰相之手。至于宰相任免权，皇帝则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决不放松。如熙宁初年，反对王安石执政的人不少：“安石为翰林学士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27]宋神宗顶住压力，在将王安石任命为参知政事之后，又把他提拔为宰相。又如隆兴元年（1163），宋孝宗固执己见，在把张浚任命为枢密使之后，又将他提升为宰相，并且表示：“朕倚魏公（即张浚）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28]在宰相任用问题上，官员们的期望只不过是：“人主于宰相，疑则勿任，任则勿疑。”[29]然而皇帝对宰相很难做到坚信不疑，宰相受惩处者有之，被撤换者更是为数不少。宋代宰相任期虽无年限，但一般任期较短。宋代一共有134名宰相，在134名宰相中，任期累计在120个月以上者9人，仅占6.7%，其中蔡京四起四落，赵普、吕夷简、文彦博三起三落，秦桧两起两落；终身任宰相者11人，仅占8.2%，他们的任期平均不到42个月，其中最长的是王珪，任相105个月，可是在他死后竟被罢相。[30]总之，宰相的升降沉浮以至命运掌握在皇帝手里。相权再大，也不能同皇权等量齐观。下面讨论相权问题，这一认识是其前提。 三、皇权并非不受约束
宋代相权比前代有所加强，主要表现在以宰相为首的外朝官员能够比较有效地防止皇帝滥用权力，以致皇帝不能过分偏袒皇亲国戚，历史上不少朝代用以分割外朝权力并凌驾于外朝之上的内朝在宋代大体上不存在。为避免枝蔓并节省篇幅，宋代大体无内朝，将另文专述。[31]
在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下，皇权至高无上，但并非不受任何约束。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32]皇帝作为一定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和一定阶级关系的承担者，不可能不受客观规律的约束和历史环境的限制。拿宋代的情况来说，皇权不仅在观念上受约束，而且在制度上受限制。
先就观念的约束而论。除了上面讲到的天下不是皇帝最大而是道理最大之类而外，至少还可以举出以下三种观念使得皇权难以滥用。
一是“王者无私”论。如朱熹说：“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33]蔡戡讲：“惟人君者，要当以天下为公。”一旦皇帝偏袒皇亲国戚，外朝官员往往上奏叫喊：“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34]如果皇帝一意孤行，士大夫常常上疏指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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