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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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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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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的心腹宦官刘承规“病且死，求为节度使”。宋真宗打算破例恩准，并同宰相王旦商议：“承规待此以瞑目。”王旦“执以为不可”，反问宋真宗：“他日将有求为枢密使者，奈何？”于是“内臣官不过留后”[56]成为成例，直到北宋晚期才被突破。
总之，在宋代，“皇帝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57]有的学者在论证宋代相权加强时如是说，绝非向壁虚构。如宋仁宗受到来自宰相等外朝官员的压力，常常不能“从私请”，只得“从公议”，以致有的宦官企图趁此挑拨离间：“万事只由中书，官家岂得自由行一事？”[58]如果说宋仁宗太“仁厚”，那么敢作敢为的宋神宗也发出过类似“岂得自由行一事”的叹息。据侯延庆《退斋笔录》记载，宋神宗打算将一名转运使处死，宰相蔡确反对，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宋神宗又准备把这名转运使刺配远恶州军，门下侍郎章惇认为“如此，即不若杀这之”，原因是“士可杀，不可辱。”宋神宗喟然长叹：“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的回答居然是：“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宋史·林栗传》称：宋孝宗“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此说未免言过其实。据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记载，一次，宋孝宗的一名幸臣请求法外开恩，宋孝宗的答复竟是：“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要他去央求宰相。可是宰相“坚执不从”，并且表示：“纵降旨来，定当缴了。”宋孝宗得知此情，不禁浩叹：“书生难与他说话！”可见，即使被人们视为宋代皇权最强、相权最弱的宋孝宗在位期间，皇帝仍然难以为所欲为，宰相的权力依旧不小。
这里需要指出，宰相等外朝官员面折廷争，不是为了削弱皇帝的正当权力，更不是为了动摇皇帝的最高统治者地位，目的仅仅在于防止皇权滥用，即从根本上维护皇权。宋代的皇帝对此一般是清楚的，因而往往加以肯定：“卿言可谓爱朕”[59]。由于皇帝难以滥用权力，过分偏袒其亲属、亲信，以致宋代没有形成凌驾于外朝之上的内朝。宋代大体无内朝，又是宋代相权比前代加强的表现之一。至于人们常常谈论的宋代削弱相权的措施，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与削弱相权基本无关，主要目的在于减轻宰相负担。如宋太宗设立审官院，其出发点主要是：“事众，宰相不能悉领理。”[60]淳化二年（991）设立审刑院，用意与此相似。李焘早已指出：“岂能分中书权，省其事耶！”[61]此后宰相对重大案件，并非一概不管。《宋史·职官志·刑部》讲得很明白：“中书以奏，天子论决。”另一类如沿袭前朝旧制，不许宰相私第接见宾客之类，也不能笼统地称为削弱相权。这类措施不是为了妨碍宰相正常行使权力，目的仅仅在于防止相权变质，即宰相由佐天子蜕变为挟天子。宋代相权未曾蜕变，前面已经讲到，此处不再重复。 四、士大夫阶层的特质
宋代的皇权和相权比前代都有所加强，这种状况与皇权弱相权强、皇权强相权弱、皇权相权都弱三种状况相比，对于封建统治集团来说，无疑最为理想。在当代学者中，把宋代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成熟时期”者有之，称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境地”者亦有之。从上述意义上讲，这类说法不无道理。宋代皇权相权都强，从根本上说是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结果，与士大夫阶层形成并在封建地主阶级这个“等级的阶级”中跃居最高层直接相关。
在中国封建时代，任何封建政权都概莫能外地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值得注意的是，封建社会是“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62]不同时期处于封建地主阶级最高层的阶层或等级有所不同。大体说来，魏晋南北朝主要是由门阀士族地主等级专政，隋唐政权是士族地主等级与庶族地主阶层的联合政府，而两宋王朝则是以士大夫阶层为主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宋代“治狱必用士人”、“宰相必用读书”、“典郡必儒臣”、“堂后官亦必参之以士人之任”，一言以蔽之，皇帝“左右前后，无非儒学之选。”[63]宋太宗对士大夫说：“且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64]元老重臣文彦博对宋神宗讲：“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65]理学名家程颢指责宋神宗：“陛下奈何轻天下士？”宋神宗当即辩解道：“朕何敢！”并“如是言之，至于再三。”[66]宋高宗号称“光宠儒臣”，有位官员写诗称赞：“文物多思古，朝廷半老儒。”[67]南宋后期，杂剧人称：“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68]所有这些都相当准确地道破了宋代政权的性质。正是被政权性质所规定，宋代士大夫在各个方面享受多种优待，并且通常没有杀身之虞，朝廷“未尝轻杀一臣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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