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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

时间:2009-7-24 13:51:19  来源:不详
[69]无怪乎宋太宗沾沾自喜:“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70]直到南宋行将灭亡时,宋理宗谢皇后还满有根据地公开宣称:“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71]士大夫也承认:“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72]
宋代主要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所组成的士大夫阶层当权。士大夫阶层自有其特定的质的规定性,与从前的门阀士族地主等级明显不同。门阀士族地主等级具有排他性、世袭性,用唐朝人柳芳《氏族论》里的话来说,便是“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而士大夫阶层则具有开放性、非世袭性,用北宋人张载《经学理窟·宗法》中的话来说,即是“骤得富贵”,“其家不传”。但因此就认为宋代士大夫政治力量远非从前的门阀士族可比,即使不完全是误解,至少也失之于笼统。士大夫的个体力量与群体力量相去甚远,应当具体分析。
就个体来说,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力量确实远非门阀士族可比。从前,一户门阀士族便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王国,足以同皇帝分庭抗礼,东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就很典型。他们对皇权具有离心力,对皇位构成威胁,其势力“一旦压倒皇室,就是发生篡夺”。而宋代没有任何一个士大夫家庭像门阀士族那样具有深厚的根基和强大的实力,他们的地位不仅不能世袭,甚至自身难保。即使是宰相,也大多是些布衣卿相。如宋仁宗时官至宰相的杜衍自称“措大”即贫寒失意的读书人,他曾经这样说:“衍本一措大尔,名位爵禄、冠冕服用,皆国家者。……一旦名位爵禄,国家夺之,却为一措大,又将何以自奉养耶?”[73]元祐初年,司马光推荐文彦博重新出任宰相,有人指责文彦博“有震主之威”,司马光替他辩护道:“窃惟彦博,一书生耳,年逼桑榆,富贵巳极,夫复何求?非有兵权、死党可畏惧也。假使为相,陛下一旦欲罢之,止烦召一学士,授以词头。白麻既出,则一匹夫耳,何难制之?”[74]这些都表明包括宰相在内的士大夫对皇权岂止具有向心力,简直是依附,根本不可危及皇位。宋代之所以皇权加强、皇位稳固、看不见篡夺,其较深层次的原因正在于此。
就整体来说,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力量又不可小视,甚至并不小于门阀士族。从前的门阀士族地主等级具有排他性,其第一层含义在于严士庶之别,不让庶族进入士族行列,他们的圈子相当狭小;其第二层含义在于各个门阀士族彼此对立、相互牵制,他们各自的实力虽大,但难于拧成一股劲。而宋代的士大夫阶层具有开放性,他们的队伍在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充实。随着士庶界限的打破、社会流动的增大、等级差别的缩小,士大夫阶层的整体性加强,因而其群体实力相当大。北宋朋党之盛、南宋太学之横,就充分地显示了其群体实力。新党、旧党交替左右北宋后期政局,早已人所熟知。南宋的太学则有“无官御史台”之称,南宋后期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丙编卷2《无官御史》条中对当时太学生之敢于讲话,作了这样的描述:“国有大事,鲠论间发,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伟节相望。”他们“同声合党,孰敢撄其锋”,甚至“与人主抗衡”。[75]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前面讲到的“人主无私”论等由来已久的观念,政令形成程序这套并非宋代首创的制度,在宋代比较有效地起到了防止皇权滥用的作用。难怪已故历史学家柳诒徵认为:“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76]“纯”、“惟”二字或许渲染过甚,但宋代士大夫在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作用确实相当大,包括钳制皇亲国戚,并且往往战而胜之,以致难以形成内朝。宰相作为士大夫阶层的头目和外朝的首领,其权力有所加强,自在情理之中。
总之,宋代的皇权和相权之所以都有所加强,在很大程序上是由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个体力量既小,群体力量又大。最后需要解释的是,我们既赞同宋代的政治是士大夫政治,又认为宋代的政治是皇权政治,两者岂不抵牾。其实,前者是指宋代国家政权的根本性质是以士大夫阶层为主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属于国体范畴;后者则是指当时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是君主专制,属于政体范畴。君主专制的政体取决于并体现着封建地主阶级专制这一国体,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而是亦此亦彼、基本适应。前面讲到的“绍熙内禅”这一历史事件就生动地显示出国体与政体以至皇权和相权的辩证关系。宋光宗实际上是被以赵汝愚等宰执大臣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士大夫阶层赶下台的。这表明封建皇帝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总头目,不能不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如果不能代表,将被封建地主阶级更换。从中不难看出赵宋王朝的国体是十足的以士大夫阶层为主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也不难发现宋代的相权有所加强。可是,最终作出决定叫宋光宗退位的毕竟是垂帘听政的宋高宗吴皇后,并且皇位依然世袭。足见宋代的政体仍然是严格的君主专制,即使在千钧一发之际,皇权也并未虚化。如果把皇权的象征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恐怕与明清时期的历史实际越发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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