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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明代的马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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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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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求倒死，无驹则欣以相庆。此其故何也？积有生驹，则刍牧重大，差点频繁，宁复出银，不愿养马。” [26] 拖欠政府马匹就就是情理中的事。弘治三年4月，太仆寺卿王霁言：“南北直隶并河南山东等处自成化四年以来民逋欠官马万五百余匹，贫者无所于征。” [27]
二
民间养马不仅拖累了人民，而且困扰了政府。政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其一、使行政事务繁重。马政事项包括督养、点视、印烙、编马户、交兑、发表等。而且每项事务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如督养要勤，编审要公平。《明实录》中关于马政的奏章可谓连篇累牍，即可见马政之难之繁。
其二、加大制度成本。马政繁杂，难以应付，官员往往就轻避重，如令下户养马，不行验印，不行编审马户。嘉靖十年4月，太仆寺卿冼光条陈马政，“马头之编系于地亩，而地亩之数载于马册，所以验人户之消长，稽地亩之典，责也。今郡县马册经久不编，地亩人丁，漫不可考。” [28] 为提高马政效率，明政府加强对管马管的监督，如重处渎职官员、兵部官亲临督察、太仆寺官复查马匹， 成化十六年4月，“申严马政之禁”就要求重处不尽职者、兵部官监收马价，“凡马非管马太仆寺丞等官印验者不收，其通同作弊者以枷项编戍之罪，而折收马价之际必兵部官亲莅之，仍交盘其存留者以数上闻。” [29] 而且对马匹的数目进行复查，《 明世宗实录》就记有太仆寺官先后查验马匹之事。嘉靖二年6月兵部言：“国家养马，民间岁遣，太仆寺卿佐行所部，分理其事，顷寺丞徐宪等验报七分膘马一万六千余匹，越三四月，责令李浑复验则止一千六百三十八匹，升降相去什百，法当究治。” [30] 这些制度无疑加大了执行成本。
其三、难以调和马政与民政的矛盾。在行马政之初，太仆寺官管马，府州县官管民，似乎各有所职。其实马为民牧，二职难分。太仆寺官责在马，地方官责在民。因民而困马政，为太仆寺官不容；因马而疲民，是地方官所不忍，双方难以调和。“洪武二十八年，以府州县理民事，牧监群专理马户，府州县重民牧监重马，各有所责，权势不一，法令牵制互争未定，乃遂以牧监群马马归有司，专佥民间孳牧，太仆寺专督马，而牧监群革，监正等官俱永罢。” [31] 改太仆寺督马，地方官免不了受制于太仆寺官。有明一代，地方官受制于太仆寺的局面也未变。成化21年奏准南京太仆寺所属地方备用马匹从各府州县经解北京交表，如拖欠，补完之数，仍行南京太仆寺照查。 [32] 太仆寺有照查之权，地方官受制其下。不仅有照查权，而且将地方官督民养马的成效作为升迁的依据。嘉靖三十三年，从太仆寺少卿黄懋官奏：“提督寄养少卿每岁报满，将所属府通判、州县掌印并管马官贤否甄别举劾。” [33] 隆庆四年太仆寺卿顾存仁奏准：“管马官当责廉平干济之人，责之久任，又勿许营别差以分职业，而府州县正官亦以此课其绩，毋使玩视怠废，以判、丞既革，州县正官或不能兼摄马政，宜责官马通判照旧出巡，每年本寺卿出巡得以贤否呈转咨吏部以为殿最。” [34] 地方官受制于太仆寺，马政必重于民政，民何以从马困中解脱？身为亲民官的地方官要么乞求于上，要么逼于下。成化二十二年2月，直隶凤阳知府章锐奏：“本年牧孳官马增至六万一千四百余匹，多有倒失老病者，有司追赔以致小民破产。乞量留种马而以孳生者改派别处，倒失者止令赔价，年老者许变卖马为便。” [35]
其四、增加行政难度。民为马困，必然拒绝养马，派养马匹就遇到困难。嘉靖5年，就发生了拒养马匹的事件。
先是巡抚应天都御史关廷举建议：高淳县原养马二百三十一匹，其后又领养蒙城县马三百十九匹。今宁国府独南陵县养马，宣城等县俱无之，而高淳荡田之利，宣城等五县多侵之，宜以高淳县续领马改派宣城等五县，以苏民困。已奉旨允行。至是五县豪民何隆等聚众二万余人大噪。知府及宦恐，白巡抚都御史陈风梧，巡按御史杨鏊移文省谕始散。事闻，下抚按官会议，其改派马匹仍回南京太仆寺审处，务令便民。于是议以五县田荡尽还之高淳，马匹亦不得复累五县，其驿传杂差则令五县朋出，稍分高淳之困。兵部复如其言，因请按隆等劫胁官吏之罪。上是之。都察院具隆等狱，上诏何隆倡乱，按律重拟，为从九人充边卫军，知府及宦调用，应天府尹王广夺俸一月。 [36]
反抗者虽未得好下场，但政府亦未能如愿。
三
民间养官马，不仅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而且给政府行政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为此，明代政府不得不步步退让，改变役民的办法，诸如定种马之额、征折色、定寄养之数、变卖种马。
先定种马之额。国家追求马数，人民困于应付，不定额数，民难以承受养马义务。弘治六年7月，兵部议太仆寺卿彭礼等奏准定种马之额：“自古牧马多在监苑，未闻寄养于民间。今寄养马驹岁课无穷而民间户丁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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