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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后期蒙汉互市及其社会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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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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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便不断延长至一个月时间。
在互市上，—般商品由“侩人(牙人)定物价，毋欺慢虏”④，而马匹的价格则是由明朝政府规定的。“上等扇马一匹，拟价十二两，搭配段布官货一分，实价银八两余；中扇马一匹，定价十两，货实值银七两余；下扇马一匹，定价八两，；货实值银六两余”⑤。明政府规定价格的原则(“务使客商有利，夷价无亏”⑥)使蒙汉双方两获其利。如汉族“商民，概以故衣杂货，每值银七、八两；即买儿骒马一匹，可卖银十余两，各以次从便加减，率得厚利，远迩欢腾”⑦。由于价格规定得较合理，蒙古“诸酋感德日深，赴市日众，市马日多”⑧这就使互市中马匹的成交量越来越多。据统计：隆庆五年，宣府、大同、山西三处互市成交的马匹有6，850匹；隆庆六年为7，845匹，万历元年为19，103匹，万历二年增加到二万七千余匹⑨。四年之间，马匹的成交数量几乎增加了三倍。当然，这仅仅是上述三处互市中马匹交易的情况，如将其他互市之处的马匹成交数也计算在内，那么将是一笔更为可观的数字!由此可见，合理地规定价格，对互市贸易的发展具有促进的作用。
从互市贸易中的商品构成来分析，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占有主要地位，奢侈消费品极少。互市中的商品以马匹、粮食、布匹为主，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商品。蒙古地区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粮食，布匹，丝织品及其他手工业产品；汉族地区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畜产品，有作为军事物资的战马、作为运输工具的马匹和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耕畜及作为食品的牛羊肉。在互市中，汉人“以段绸、布绢、绵花、针线索、改机，梳篦、米盐、糖果、梭布、水獭皮、羊皮盒、易虏马、牛、羊、骡、驴及马尾、羊皮、皮袄诸种”⑩。另外，在互市之初，明朝政府为防止蒙古统治者冶炼铁制兵器，曾禁止输出蒙古牧民生活必需的铁锅。以后经宣大总督王崇古疏请：“及查得辽东开元、建宁之市，以广锅入市。盖广锅生铁不受炼炒，行之已久，此可效行。及查得宣大沿边山程险远，铁锅鲜至，亦多用广锅，即当容照辽右之卫例，以广锅入市易，商夷攸便也。”11明朝政府准予广锅进入互市交易，但是，却将硝黄、铜铁、盔甲、兵刃列为违禁物品，严禁进入互市交易。
在互市之中，既有明朝政府才经营的“官市”，也有民间商人经营的“民市”，“宫市毕，听民私市”①。“官市”主要交易缯帛．马匹；“民市”中交易的商品种类较多，如布帛锅釜，及针、线、梳、篦，米、盐、糖果之类。在互市初开之时，“官市”交易所占比重较大，当时，“边氓畏虑，不敢贸易，虏入不市，衅怨易生。今岁且宜官为处置，使边氓睹利，则人必乐从”②。“官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官出“市本”，与蒙古商民进行交易。明朝政府的“市本”主要由管理马政的机构太仆寺发放，据《皇朝马政纪》所载：“各边年例市本每年二十余万，毫不可少。”倘若“市本”不足，则“请借客饷”③，或“请发兵部马价银”，甚至将“各营死马椿朋内脏银两，尽充市本”④边将领取“市本”后，“遣指挥一人偕行，贾往临清，……往张家湾、河西务，治金缯诸货”，如“段必二两以上，紬亦欲坚厚阔机，布用蓝红诸色”⑤。然后运回互市，与蒙古商民交易马匹。另据梅国祯《再请罢榷税疏》记载：“虏款以来，一应互市货物，缣帛布匹则取诸吴越，狐皮水獭等物则取诸蕲黄，逐年给以帑银，董以专官，皆跋涉数千里外，经年而后可至。”⑥这说明边将们除了往顺天府附近的张家湾、河西务，山东的临清州等地采购货物之外，还携“市本”远下江南，湖广等处采购货物，运到塞上与蒙古商民交易马匹。
“民市”的发展十分迅速，“客商岁得虏货之利，将源源自至”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民间商人经营的“民市”，是明代蒙汉贸易发展中的新事物。“自隆庆五年北虏款贡以来，始立市场，每年互市，段布买白江南，皮张易之湖广。彼时督抚以各部夷人众多，互市钱粮有限，乃为广召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是为民市之始”。“民市”交易的出现标志了蒙汉间的贸易活动已经发展到—个新阶段，由官方间单—的贸易关系发展到既有官方贸易，又有民间贸易的多元化的贸易关系。“民市”交易的出现和发展是明代蒙汉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是蒙汉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密切的必然结果。民市中的商货，“段布狐皮一切杂货，来自苏杭湖广，由临清以至天津芦沟通湾，……乃至市口”。经营“民市”贸易的商人，“惟是机利雁民，市井无聊之辈，乃始称贷出息，跋涉山川，蒙犯霜露，担负重茧，以与胡儿争杪忽之利，以为蔽体餬口之资”⑧。“民市”的兴起，使许多城市无业游民找到了经商的谋生门路，这对解决当时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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