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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二）：下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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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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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看来，促进原始工业化出现的首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增长给经济运动造成的巨大压力。由于人口增长速率超过耕地面积的增长速率，人均耕地占有量不断下降，产生了大批无地或少地农民。他们处在失业和半失业状态，为了谋生被迫进入工商业领域。南方，特别是两浙、福建沿海和成都府路，由于耕地有限，迫使日益增多的农业人口离开土地，流入城市，成为日佣贩夫，加入城市雇佣劳动者的行列。于是城中出现了专门的劳动力雇佣市场，如东京开封“即早辰，桥、市、街、巷口皆有竹木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谓之‘罗斋’。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４）ｉ］其他州县城镇中也有各色工匠充作日夫佣作。这种雇佣关系必然会波及到乡村、矿区，如我们前面在铁冶、井盐等业中所看到的那样。
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则为不断增长中的非农业人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应。两宋时期钢刃熟铁农具逐步取代此前的韧性铸铁农具，［（１）ｊ］特别是适应江南水田耕种的农具进展极大，犁刀［（２）ｊ］秧马、［（３）ｊ］耘荡［（４）ｊ］等新式农具即诞生在开发江南沼泽地的艰苦劳作之中，我国传统农具的配套与定型化过程随之在两宋完成，这是我国古代农具演进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一次变革。五代以降江南沿海捍海石塘的连点成线［（５）ｊ］和塘浦圩田系统的建成，［（６）ｊ］则标志着水利建设史上新时期的到来，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大面积开发。圩田、坝田、涂田、梯田的兴起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改善了耕地结构，水田比重上升，水稻取代小麦成为“五谷之首”。更为重要的是，以稻作北上和麦豆南移为标志的南北作物之大规模交流，导致作物品种稳态结构的形成，不仅增强了抗灾能力，而且推动了稻麦连作和双季稻的逐步推广，这就促成了我国耕作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战国以来延续上千年之久的单作制向一年两熟的复种制过渡。大约在两宋之交，即１２世纪上半叶，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苏皖平原和浙江福建沿海等主要农业区，一年两熟制成为基本的耕作制度得以肯定下来。［（７）ｊ］徽宗政和六年（１１１６年），水利专家赵霖指出，昆山县有不少农户的圩田因圩岸高大，“了无水患，稻麦两熟”。［（８）ｊ］稍后，浙籍农学家陈旉也有“早田刈获才毕，随即耕治晒曝，加粪雍培，而种豆、麦、蔬茹”［（９）ｊ］的话头。季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称，苏州地区“其稼则割麦种禾，一岁再熟、，出现了“春花（麦）熟，半年是”，“以小熟（麦）种大熟（稻）”的局面。［（１０）ｊ］宋人苏籀也说“吴地海陵之仓，天下莫及，岁稻两熟。”［（１１）ｊ］
进入南宋以后，双熟制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杨万里诗“却破稻田秧晚稻”，［（１２）ｊ］虞俦诗“腰镰割晚稻，荷锄种新麦”，［（１３）ｊ］，许淳仁诗“负廓潮田插两秋”［（１４）ｊ］等，反映的是福建沿海的双熟制。高宗绍兴二十年（１１５０年）淮西知庐州吴逵说当地种植制度是“稻田又种麦”，“岁收谷麦两熟”。［（１５）ｊ］《宋史·地理志》载，川西成都平原“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矿，岁三四收。”估计是稻麦连作后还种一、二荐蔬菜。在现代农业出现之前，复种多熟制是传统农业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其最大优点是可以充分利用大自然赐予的光热资源，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复种指数，宋代的农业生产率因此而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根据我的推算，宋代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食在７０００斤上下，［（１）ｋ］较唐代增产５０％，较之１９８４年的最好年成每劳产粮４７７９斤，［（２）ｋ］还要高出６２％。前文述及的井盐业、陶瓷业、纺织业等所在的四川、江西、两浙等地，正是农业生产最为发达的几个地区。因此从粮食剩余率这一点看，原始工业化赖以启动的条件显然已经具备。
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粮食剩余率的提高，不仅保证了城镇和工商业人口的粮食供应，而且可以腾出更多的耕地来种植苧麻、桑梓、茶叶、甘蔗、果树、蔬菜、甚至药材、花卉等经济作物；而江南地区特别是两浙、江东、成都府路和福建沿海地区地狭人众的情况也逼迫着当地农户寻求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当这些产品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同时产地周围存在着相应的市场时，生产者的着眼点会从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向它的交换价值。这就是说生产者不再是为自家的消费而生产，而是通过把产品投入市场，转换成货币，来补偿其生产成本和活劳动的消耗了。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并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商品性农业由是而发展起来。
例如蚕桑业。大约在北宋中晚期，两浙地区发明了桑树嫁接技术，这是桑树栽培史上的一次革命，［（３）ｋ］极大地推动了两浙蚕桑业的发展，因此蚕桑业的商品化在这一带表现得最为突出。两宋之交，农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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