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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二）：下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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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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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运用。［（１２）ｎ］
仅从以上七个方面来看，两宋工艺革命成果之丰，进展之快，涉及面广，及其对社会经济（如手工业发展、海外贸易兴盛等）、文化（如书籍流转、文化普及、知识传播等）的影响之大，至少在近代以前，既前无古人，又后无来者，确是空前绝后的。如此巨大的科技进步和工艺革新，显然是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最为直接的内在动力。笔者曾有专文论及宋代工艺革命硕果累累的诸般原因，［（１３）ｎ］此处不再赘述。 （三）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城市性质嬗变和市民阶层初兴
把原始工业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视作同一历史过程，其中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在历史的座标轴上，两者都位于封建后期，其时各种人身依附关系大为松弛，多数农民已经或正在取得日益增多的迁徙自由和退佃自由，可以自主择业了；在工商业日趋繁盛的历史环境中，相对于耕地显得增加过快的人口，被迫另谋生路，持续不断地流入城镇市郊或工矿企业；导致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规模膨胀，城市功能渐趋多样化，城市性质发生嬗变，近代型城市风貌随之逐步显现；以工商业人口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初露端倪，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切既是原始工业化进程的逻辑结果，又是资本主义萌牙赖以成长的社会环境，彼此是互相涵摄的。
众所周知，在中唐杨炎两税法出台之前，农民头上的人身依附关系还是相当强烈的。无数均田小农被田制框架束缚在土地之上，从总体上看并不享有迁徙、择业的权利。北魏太和均田令规定“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１）ｏ］至唐，农民流移仍有限制，武则天时凤阁舍人李峤说：“军户之地，户不可移；关辅之人，贯不可改。”［（２）ｏ］而被束缚在部曲庄园经济中的各类依附农民，则一如北宋时期仍在实行地客制的西川四路和明清时期仍在实行佃仆制的徽州地区那样，各种旁户、地客、大佃、佃仆“有同仆隶”，［（３）ｏ］“相承数世”，［（４）ｏ］“不得自齿于齐民”。［（５）ｏ］但在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转移率的提高，导致累世相承的主仆名分趋于瓦解；平民地主经济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导致行政统辖权与土地所有制基本分离；地权集中而地块分散的背离状况，则迫使部曲庄园制经营方式日趋衰落。［（６）ｏ］在上述经济变革趋势的推动下，宋代农民之主体确已挣脱了昔日部曲、宾客、徒附、私属、奴婢、佃仆之类的类农奴地位，并日趋普遍地获得了迁徙和退佃等权利。所谓“民罕土著”，［（７）ｏ］“转徙无常”、［（８）ｏ］“徙乡易主”、［（９）ｏ］“去来不常”、［（１０）ｏ］“流移他所”、［（１１）ｏ］“起移不定”、［（１２）ｏ］“作息自如，刑责不及”、［（１３）ｏ］往往“舍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利而居之”［（１４）ｏ］等等记载，这是当时多数农户享有迁徙自由的真实反映。
北宋仁宗时文彦博说：“不数年间，租佃之户或退或逃……”［（１５）ｏ］哲宗时王严叟称，（佃户）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１６）ｏ］徽宗政和二年诏书语：“佃户多是贫民……不辞离即逃走，宜加宽恤。”［（１７）ｏ］李元弼劝诫佃户“待要移起，被人窥见所为。”［（１８）ｏ］以及《清明集》中“佃人洪再十二欲行退佃”［（１９）ｏ］等语，则是宋代多数佃户享有退佃权利，已可到期辞离、移居别住的明确记载。北宋仁宗《天圣法》明确声言：“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２０）ｏ］南宋初年户部重申：“如租户不伏，许令退佃。”［（２１）ｏ］说明起码在法律条文上，此种退佃权利，已受国家保护。所以当时不少有识之士，曾反复申诫地主应靠经济手段来笼络佃户。神宗时苏轼说：“民庶之家……水旱之岁，又须放免欠债，其心诚恐客散而田荒。”［（２２）ｏ］这正是租佃经济之下，广大佃农拥有相当程度的迁徙、退佃自由的反映。他们一旦脱离土地，流入城市或矿区，就有可能以出卖劳动力谋生，从而成为近代雇佣人的前身。
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的各部门的繁荣、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交换手段的进步，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在宋代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都市化进程得到加速。此点意义特别重大，因为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演进史告诉我们，在所有社会分工中最有意义的是城市从乡村中分离出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可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１）ｐ］如果说中世纪给人的印象是田园诗般的乡村风光，那么近代则是城市独领风骚的时代。
以城市数量激增、城市人口膨胀为表现形式的都市化进程，正是在唐宋之际明显加速的。朱瑞熙先生据《元丰九域志》统计，北宋全境拥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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