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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二）：下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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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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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户以上的城市有４０多个，到１２世纪初的徽宗崇宁年间上升到５０多个。［（２）ｐ］人口在２０万户以上的有汴京（开封）、京兆府（治今西安）、临安（杭州）、福州、泉州、潭州（长沙）六个城市。［（３）ｐ］汴京在１１０２年有２６万多户，按一户五口计，达１３０万口之众。［（４）ｐ］周宝珠先生考订的结果是，汴京最盛时有“人１５０万左右，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５）ｐ］两浙路首府杭州亦繁盛无比，苏轼估计在哲宗年间（１０８６－１０９４年在位）“约计四、五十万人”，［（６）ｐ］到南宋，“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目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见行都繁盛”。［（７）ｐ］这与唐代都城长安郊区除别墅、花园、墓地、寺庙外，其余全是耕地的景观，［（８）ｐ］形成鲜明对照。
由于人口膨胀，不少地方州府，也在突破城墙，向外发展。据《永乐大典》卷７８９０所载，福建汀州在治平年间（１０６４－１０６７年）城内只有三个坊，城外四郊倒有２３个坊。北宋中叶张方平说，“徐城（按，指徐州）隘，廛肆列城外，公（按指李宗冰）筑而广之，民以安居。”［（９）ｐ］这是增广城墙，把市郊商业区揽入城内。再如淮南宿州，“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余年，人户安堵，不以城小为病。兼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１０）ｐ］这是城外，众多草市墟集作为卫星城镇环绕中心城市。
至于草市的勃兴和商业城镇的兴起，更是两宋都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草市，是指市郊、特别是乡村地区自为聚落、私相贸易的定期集市，初见于南北朝，隋唐时数量增加，入宋以后如雨后春笋般成批涌现。其居民成份主要是各类商贩和手艺工匠，亦有少量官商、豪贾及揽户、市驵之流杂居其间，因而至宋多数草市已发展为新的居民点，这在江南地区尤为突出。宋人刘宰说，在浙西镇江府一带，“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１１）ｐ］他“如荆南沙市、太平州黄池，皆客商所聚。”［（１２）ｐ］南宋初年王质溯江而上，西入川蜀，记沿途见闻，说“市无翕于沙头，九支次之。”［（１３）ｐ］沙头市在湖北江陵，即今沙市前身。孝宗时沙市一次大火，“燔数千家，延及船舰，死者甚众。”［（１４）ｐ］可见规模极盛。
市再向前发展一步，就上升为镇。镇的原意是军镇，与商业无涉。入宋后兵权上收，大多数镇失去军事意义。史称“（宋）收藩镇权……诸镇省罢略尽。所以存者，特曰监镇，主烟火、兼征商。”［（１５）ｐ］《宋史·职官志》也说“（镇）设监官，管火禁，或兼商税之事。”可见镇官职责，一是防禁火灾，说明镇上房屋不少，人烟稠密；二是征收商税，说明镇确系当地商业中心。不少商业城镇甚至在建筑规模、居民数量和繁华程度上超过州县府治。如密州板桥镇“正居大海之滨，其人烟市井交易颇伙。商贾所聚，东则二广、福建、淮浙之人，西则京西、河北二路之众，络绎往来。”［（１６）ｐ］南方、特别是浙西太湖流域，镇的密度更大。秀州澉浦镇，居民５０００余户，“人物繁阜，不啻一大县。”［（１７）ｐ］杭州北关镇，“物货辐萃，公私出纳与城中相若。”［（１８）ｐ］湖州乌墩镇、新市镇“井邑之盛，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１９）ｐ］奉化县鲒琦镇“生齿厥多……居民环镇者数千家。”［（２０）ｐ］因此在五代和两宋史籍中，我们常可见到升市为镇、升镇为县的记载。［（２１）ｐ］
这些有着固定居民和商业设施的市、镇，作为散布在农村地区的初级商业中心，既是周围乡村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外运销的起点，又是各地运来的农村居民日常消费品的销售终点。各色工匠的手工业生产与商业贸易一道，构成了此类镇市经济的主要成分。其重要意义在于，乡村地区通过数千个墟集市镇而与以城市为基地的交换经济发生日趋广泛而又频繁的联系；与此同时商品货币关系通过遍布各地的基层市场，更加深入而持续地侵蚀自然经济的封闭体系。这就从市场这个角度，为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和加速提供了条件。
无庸讳言，我国城市兴起甚早。但宋以前绝大多数城市是各级政府所在地，其政治、军事意义超过商业意义。城市的商业活动只能局限在“市”中进行，市有围墙环绕，市民按时启闭，有限的商业活动主要是为城中统治者服务的。然而随着城市商业意义的成长，城市性质发生嬗变，城市面貌亦随之改观。此点意义更为重大。晚唐五代以降，商人开始突破封闭性的坊市体制，侵街造舍、面街设铺的现象愈演愈烈。［（１）ｑ］宋代商人只要纳税便可在城内经济地点开设店铺，徽宗时税务机关正式征收“侵街房廊钱”［（２）ｑ］标志着面街设铺的合法性终于得到官方承认。城市商业在空间上扩及整个城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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