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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二）：下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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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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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陈旉说，湖州安吉县农户“唯籍蚕办生事”［（４）ｋ］《嘉泰吴兴志》说，（湖州）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室有蚕至数百箔，兼工机织。［（５）ｋ］庄季裕说，苏州太湖洞庭山方圆数十里，“多种柑桔、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６）ｋ］既然这些农户专以蚕桑为业，自家口粮尚需买进而食，可见已是地道的小商品生产者。而种桑业的生产率确实高于种粮业。陈旉算过一帐：“彼中人唯籍蚕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蚕一十二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斛四斗，绢与米价常相侔也。”［（７）ｋ］据此，五口之家只需养蚕五箔即可维持一年生计。按一亩桑叶可饲三箔计，只需一亩七分桑地，即可织绢１５．６匹，合米２１．８４石。按当时江南每亩产米二石（合谷四石）计，则２１．８４石米至少需田１１亩。可见植桑生产率较之种粮要高出５倍！
再如种茶业，北宋神宗时吕陶报告说：“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税赋一律科折，役钱一律均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８）ｋ］亦与粮食种植相分离了。甘蔗种植业，福建与广东、四川等地同是著名产区，宋人方大琮说：“（今）仙游县田，耗于蔗糖，岁运入淮浙者，不知其几千、万坛。”［（９）ｋ］显然也是商品生产。果蔬业，在人口稠密的太湖流域和福建沿海亦十分发达。太湖之中的洞庭山，“地占三乡，户率三千，环四十里，皆以树桑栀甘柚为常产。”［（１０）ｋ］简直可以视为水果生产基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商品性农业部门中，北宋时也可见到包买商人的踪影活动于其间。例如神宗熙宁七年（１０７４），以前，四川彭州茶园与茶商、茶铺间就有这样的交易习惯：“茶园人户……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后接续采取，乘时高下，相度货卖。……累时相承，恃以为业。其铺户以贮变易，却以白土拌和，每斤之息不及十文。”［（１１）ｋ］客，即茶商，茶园户在头一年就接受茶商预付定金（“客放定钱），茶商即取得包购包销该茶园产品的权利（“指当茶苗”）。福建水果种植业也很发达，其中尤以荔枝为盛。“（福州）一家之有，至于万株。初著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若后丰寡，商人知之。不计美恶，悉为红盐者，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之，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而乡人得饮食者，盖鲜矣！以其断林鬻之也。”此例表明，通过签定购销合同（“立券”）、实行“计林断之”的荔枝包买商，不仅拥有国内市场（“京师”、北戎、西夏），而且开辟了国际市场，远销东亚（朝鲜、日本）、西亚（“大食”即阿拉伯半岛）各地。而且市场的扩大，反过来又促进了荔枝种植业的扩大，所谓贩易益广而种植益多。然而当地百姓竟大多吃不上，可见包买商插手后，荔枝交易带有明显的垄断性。
商品性农业的发展虽仍处于初兴阶段，但其意义不可低估。一是商品性农业的较高效益具有示范效应，不断诱使着更多的农户从自给性粮食生产向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商品性生产转化，以至绍兴二年（１１３２）洞庭山上的数千果农因冬季“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饿死。”［（１）ｌ］方大琮亦因“仙游县田，耗于蔗糖”而惊呼“蔗之妨田固矣”［（２）ｌ］二是苧麻、甘蔗等经济作物的增加，为纺织、制糖等行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而麻农、蔗农的较高收益显然也有助于扩大手工业品市场。三是各种经济作物同布帛、瓷器等手工业品一道，推动着流通中的商品构成发生实质性变化，原先主要为上层社会服务的贩运性奢侈品商业因此而朝为黎民百姓服务的规模性日用品商业转进。农业小商品生产者队伍的扩大，手工业各部门原料的增加，以及商品构成和流通性的转折，均是原始工业化进程的促成因素。
（二）煤铁革命的推动和海内外市场的扩大，导致手工业内部技术革新和工艺革命的兴起
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当然是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煤铁革命的推动下启动的。然而若就手工业本身而言，则日趋扩大的区域市场、区间市场和海外市场构成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外部刺激因素，而各行业中普遍发生的科技进步和工艺革新，既提高了效率又降低了成本，无疑是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内在动力。两宋时期，手工业领域中重大的技术革命层出不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国古代史上成果最丰，成就最大的一个技术进步时期。就其总体成果和推进速度而言，不仅超过汉唐，而且为明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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