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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商品结构状况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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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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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在商品构成中，粮食和布帛之类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占据了主要地位。“夫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一心也，其有无交易，不过服食、器用、粟米、财畜、丝麻、布帛之类”[7] 。商人贩卖米绢等日常生活用品，既牟取其时间差价、又更多地热衷于牟取地区差价，成为商业资本的主要赢利方式。
宋代粮食市场最突出的特点是地区间转运贸易的发达，“千里不贩籴”的旧格局已被完全打破，远距离的粮食贸易空前兴盛。“春夏之间，淮甸荆湖，新陈不续，小民艰食，豪商巨贾，水陆浮运，通此饶而阜彼乏者，不知其几千亿万计”[8] 。粮食份量重、体积大、价值低，粮商在支付运费、仓储费、包装费等成本后，要想赢利必须靠大规模经营才有可能。
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和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基础上，宋代形成了几个规模较大的商品粮输出基地。在长江流域，中游的荆湖一带，“地之所产，米最盛，而中家无储粮。……江湖连接，地无不通，一舟出门，万里惟意，靡有碍隔。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大商则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舰而同营，辗转贩粜，以规厚利。父子相袭，老于风波，以为常俗”[9] 。两浙西路北部的太湖流域，“湖、苏、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10] 。西南的两广地区，“广南最系米多去处，常岁商贾转贩，舶交海中”[11] 。
宋代的远距离粮食贸易还形成了长期稳定的空间流向和较集中的销售供应对象。就空间流向看，基本的流通格局是从南向北、由西向东；就供应对象而言，在南方较多地服务于城镇和经济作物产区，在北方较多地服务于政治军事需求。空间流向和供应对象这两者一表一里，前者决定于后者，展现了宋代粮食转运贸易空前繁荣的景象。
总体说来，商品粮由南向北流动主要是政治军事需要引起的。其中，从长江中下游地区流向北方的商品粮以首都汴京为目的地，除了宋政府漕运的通过赋税征敛和市籴购买的每年600万石外，富人的贩运量也很大，宋真宗时，三司就报告说：“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12] 。这些粮食主要供应汴京庞大的皇室、官僚、军队以及众多市民的消费。从黄河中下游地区流向北方的商品粮，则以河北、河东、陕西的沿边一带为目的地，基本上全部服务于军需。如河北“盖沿边全少土居，斛斗皆藉近里客人贩去中官”[13] 。商品粮供应的出发地多半是河北南部的德、博、棣、滨等州及京东路。“列塞积兵，计粮为大，民租不能给，须重其谷价，募商以纳之，县官苦其费”。河北转运使范雍“视德、博间地惟沃饶，菽粟易敛，又河渠通于塞下，大可致之。乃辇诸州缗钱就以平籴，方舟顺流，集于边廪。自是，河朔财用周于供亿”[14] 。庆历年间，判大名府贾昌朝也说：“朝廷以朔方为根本之地，御备戎虏，取材用以馈军师者，惟沧、棣、滨、齐最厚”[15] 。陕西驻军消费的粮食大都取足于本路，欧阳修说：陕西驻军“四五十万之人，坐而仰食。然关西之地，物不加多；关东所有，莫能运致，……是四五十万之人，惟取足西人而已”[16] 。但陕北的鹿 延等地贫瘠荒凉，却是驻军较多的边防要地，其军需粮食便多是用入中等购买的方式依靠南部的关中、秦渭等地供应。
商品粮由西向东流动，是东南地区粮食转运贸易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主要是城镇经济发展和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结构变革的结果。如荆湖的粮食运往长江下游的建康等地，江西之米接济江东，浙西之米供应浙东、福建，两广之米也通过海路流向福建、浙东等。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在第二章已作论述，兹不赘。
粮食和茶盐互为回头货，是宋代地区间粮食转运贸易的又一个特点。茶盐由于产地集中，其经销大多是远距离、跨区域的，粮食产区是茶盐的主要销地，所以在宋代盛行的“回货”贸易中，粮食茶盐的往来贩运是商业资本的经营方式之一。如南宋废除江淮盐的官般官卖制实行钞盐法之后，长江流域湖南、江西与下游江东等地的商人贩运情况是：“客人多自江西、湖南般运斛斗、竹木前来建康府，往往算请盐钞并粜米以回”[17] 。什么有利可图就经营什么，这是商业资本运作的一个基本原则，米茶或米盐的互为回货的长途转运贸易对于提高商业资本的周转效率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夷坚志》记载的一则故事就说：“南康建昌县民家，事紫姑神甚灵，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之茶贵，可贩；或云某处乏米，可载以往。必如其言，获厚利”[18] 。 在湖北，商人还常用茶盐作为购买粮食的信贷资金。“富商岁首以鹾茗贷民，秋取民米，大舟扁捆载而去”[19]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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