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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移民与江南城镇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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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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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经营，“青镇与湖郡之乌镇夹溪相对，民物蕃阜，第宅园池盛于他镇，宋南渡后士大夫多卜居其地”。南宋时渐由草市发展成市镇，“市逵纵横，尤称富丽”①。因“江淮流民避地，税物经过，偶有增羡”，额定商税由年1．57万贯，增至4。4万贯(后减额仍达3．1万贯)②，成为南宋最大市镇之一。商业移民对商道市镇的作用亦可见诸记载，港口澉浦镇在南宋盛极一时，就与福建商人的活动相关③。
第二，移民大量定居，人口增多，市场需求增加，开张或扩建交易设施，推动了新的市镇的建立。苏州元和县周庄，南宋时北人侨居，人烟渐密，元末沈氏自南镇徙人，始辟为镇。湖州更为突出，同治府志所载就有：菱湖，宋南渡后兴市廛，治桥梁，渐即稠密。双林，“宋南渡时聚商，名商林”。还有几个聚落也是在南宋开始了作为镇的阶段性发展，连市，又称练市、或琏市，宋南渡设酒坊以课税。长兴县和平乡，宋设税务及犒赏酒库一所。该县四安镇，“宋设监镇一员，以京官为之。又犒赏酒库一所”。南浔，宋高宗时止称浔溪，理宗淳祐末立为镇④。设置税收机构，或派出官员，表明此类乡村都因移民的开发而开始或已经具备置镇要素。
尤其是一些大家族迁居后，在扩建市场设施、发展市场交易方面更具优势，更有效地利用江南发达的市场网络。马陆里自宋陆秀夫长子南大与马氏共居于此后，“市廛渐以稠密，元明以来由邨成镇”⑤。杨行，宋时“有杨(垕)从高宗南渡，卜居于斯，工于会计，代客卖买，诚一无伪，商民共信而咸集，就成市焉”⑥。鄞县小溪镇，“宋绍兴中，北客多乐居之。魏文节公结圃墅，与大粱张武子为诗友，其他如安仪同、孙、王尚书相继卜筑”⑦。
第三，江南市场格局在宋廷驻跸临安后政府需求的刺激下有所变化，一些聚落获得新的发展契机，特别是运河的地位与功能加强，沿线一批交通运输型市镇成长起来。杭州临平镇与秀州崇德县之间有座长河堰，为行旅羁留之所，在其附近，北宋有修川市，筑长安堰，南宋其地理位置更为显要，遂置镇，因堰以名。常州奔牛镇，“白天子驻跸临安，牧贡戎贽，四方之赋输，与邮置往来，军旅征戍，商贾贸迁，途出于此者，居天下十七，其所系不愈重哉”⑧。奔牛镇和附近的吕城镇，仅“脚船、脚夫平生靠运米以谋食者”，就逾数百家⑨。临安府的长安镇、汤村、临平等镇市，都因南渡人口的迁入而繁荣。《梦粱录》说：“临平、汤村等镇市，因南渡以来伉为行都，二百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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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乌青镇志》卷2；《乌青文献》卷1。
② 《宋会要．食货》卷19“商税”，“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四日臣僚言”。
③ 澉镇百医灵祠，奉闽中吴真君，开禧三年“闽商绘像传塑，俱祈病者，甚验，匹方咸集”。该镇另有广福庙，所祈之神，亦有泉州之风。(海盐《澉水志》卷5“寺庙门”)
④ 同治《湖州府志》卷22之1“舆地略村镇”。
⑤ 嘉庆《马陆里志》卷1“疆域”。
⑥ 嘉庆《杨行志》卷4“凡例”。
⑦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9“鄞县小溪巡检司记”。
⑧ 陆游《渭南文集》卷20“常州奔牛闸记”。
⑨ 黄震《黄氏日抄》卷72“回申再据总所欲监钱状”。
南宋成长的江南市镇，大多数至明清延续着南宋奠定的市场基础与发展势头，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历史演进脉络，显示出经济地理布局上较强的合理性，表明市镇演进的历史连贯性和持久的生命力。但也有不少明清时衰落下去，因为南宋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不再具备。大多为自然地理的沧桑变化所致，水陆变迁，亦或由天灾人祸造成，有的则是因为市场格局的变动，凡此都显示出市镇发展的曲折性与脆弱性。吴江县(庉)村市较典型，据村志载，宋时因移民定居而兴，明时则因居民移出而衰。该村市唐时即盛，宋“南渡寄居于此地者千余家”。明初居民迁徙，地多闲旷，乃易市为村，有前后二村。有的市镇则在竞争中被淘汰。厂头镇，“在宋元时代亦一巨镇。……父老传言，当时商埠之广袤较胜于真如。迄如今不过四五百年间，仅存二三店肆，无异村落。”明清时被附近的真如镇所代替①。有的宋代名镇，虽然不完全是因移民而兴，但显然不无关联，明以后亦趋于衰退。青浦大蒸镇“宋元时人烟稠密，明时遭倭寇，市遂衰落”。小蒸镇“自宋元以来人文蔚起，为一邑望。铺户毗接，商贩交通。国朝道咸以来，河道淤塞，市廛日衰。粤贼焚掠，更非昔比矣”②。月浦“相传建于宋，盛于明，衰于倭变”。由于自然地理变迁，一些商道市镇特别是海港市镇凋敝。与月浦相隔六里有黄姚镇，为宋之名港，“已没人海，亦不知没于何时”③。嘉定县钱门塘，宋嘉定十年设嘉定县后即为一大镇，人烟稠密，街巷纷歧，元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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