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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同注[1]。

社倉之制，一般認為創自朱熹，實際在朱熹創設社倉稍前，魏掞之已有類似做法，在建寧府建陽縣長灘鋪設倉，以穀貸民，但是遇歉收始發廪，不收息。魏掞之嘗師事胡憲，與朱熹為同門。《朱文公文集》卷七九《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載此事：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寧之境，其陋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稂莠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相挺，群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即夷滅無噍類，然願民良族，晷刻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歲適大祲，奸民處處群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為言於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人安，奸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為請，得築倉長灘厩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為後日凶荒之備，毋數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即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 

按元履，魏掞之字。設倉事在紹興二十年(1150)。[15]可知魏掞之設置社倉的動機，也和朱熹相同，是由農村糧食問題所造成的社會不安所引起，而農民既得社倉所貸糧穀，社會也恢復穩定。此後朱熹於乾道五年在建寧府崇安縣設社倉，“其規模大略仿元履，獨歲貸收息為小異”，二人既為同門好友，於是時相討論，“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杯酒從容，時以相訾謷而訖不能以相訑”(同上)。所以《宋史》稱：“諸鄉社倉自掞之始。”(《宋史》卷四七五《魏掞之傳》)但魏掞之卒於乾道九年(1173)，其所創設的社倉形態在生前既未能推廣，卒後繼之管理者又不得其人，以致於喪失原有的功效，[16]而其聲名也遠不及朱熹廣；因此後世的社倉，實多本於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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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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