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諸縣則廣置社倉，貸穀止及末等有田之人，而細民無田者不得預也。復請于常平司，以今歲義米附納社倉，為赈糶之備。然義米有限，貧民至多，豈能均及，於是又以居鄉之日所為義廪規約，以勸有力之家。……義廪云者，非捐所有以與之，特出所有以雜之而已。 

可知真德秀在潭州鄉村所設的社倉，對於末等有田的農民貸放，對於無田的細民則賑糶，而勸導富家所設的義廪，實際就是平糶式的社倉。真德秀這種做法，以後也有人仿效，如隆興府武寧縣田倫兄弟子姪一家，“斂穀六百石為貸本，號希賢社倉者，希晦庵也；率楮六萬缗為糴本，號希賢義廪者，希西山也”(《雪坡集》卷三六《武寧田氏希賢莊記》)，便同時設置社倉和義廪。至南宋晚期，社倉的經營已明顯地發展出兩大類型：“或糶而不貸，或貸而不糶。”(《漫塘集》卷二二《南康胡氏社倉記》)而貸放式社倉無法收回穀本的問題，也導致許多社倉向平糶式的方向轉變。《魯齋集》卷七《社倉利病書》：   

後之繼者，慮既貸而民不盡償，則社倉之惠窮，而追呼之害起，故朱先生之法一轉而為魏公之法，但儲於鄉以備歲之不登，乃其歲之小歉也，又不以貸而以糶，則魏公之法又轉而為廣惠之法矣。……昔人既有廣惠之法，穀貴則損價以出之，穀賤則高價以入之，一出一入，低昂適平，其法至簡，其事易行，無社倉前者之弊，法亦良矣。自朱先生之法三轉而下，同於廣惠者，此所謂不泥古而善繼前人之志者矣。 

所謂“魏公之法”，指早年魏挾之的社倉經營方式；而所謂“廣惠之法”，則指常平廣惠倉的經營方式。據此，平糶式社倉似反有後來居上的趨勢。

    第三，社倉和舉子倉、義役兩種社會互助組織相結合。南宋農民常有因為家境困窮，無力負擔丁税，而致生子不舉，福建“建、劍、汀、邵四州為尤甚”(鄭興裔《鄭忠肅奏議遺集》卷上《請禁民不舉子狀》)。南宋政府為了防止這種慘絕人倫的行為發生，自乾道年間以來，在福建路對生子的貧乏之家，都給予常平錢一千、米一斛的補助；至淳熙年間，福建安撫使趙汝愚又建議設舉子倉以充一路養子之費。[27]而社倉也在同時推廣，兩者同有以糧穀濟助農家生活的作用，於是相互結合。紹熙(1190～1194)年間，張訢於邵武軍光澤縣設置社倉，便已如此，除以米一千二百斛充社倉貸本外，又“買民田若干畝，籍僧田、民田當没入者若干畝，歲收米合三百斛，並入於倉，以助民之舉子者”(《朱文公文集》卷八○《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而兩者之間的關係，據協助張訢創設社倉的李吕所言，是“儲米以備賑貸之用，斂息以資舉子之給”(李吕《澹軒集》卷五《代縣宰社倉砧基簿序》)，也就是舉子倉依存於社倉，以社倉所收的息米，供作補助民户舉子之費，使有散無斂的舉子倉能够長期維持。《會要·食貨六二·義倉篇》嘉定七年(1214)三月九日臣僚言：

福建地狭人稠，歲一不登，民便艱食，貧家得子，多棄不舉，法令有不能禁。曩時宿儒倡議，初由鄉里創立社倉，借糴本諸司，為米鉅萬，夏貸而冬斂之。雖中產亦得接濟，其利甚博。以社倉之息米二分與不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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