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禾二十把約當一畝，五千把約當二百五十畝。[23]嘉定元年(1208)温州平陽縣築海堤捍阻潮水後，利用堤旁塗地作貸本，設立社倉。《慈湖遺書》卷二《永嘉平陽陰隄記》：

又經理其旁之塗地，以為社倉，仿晦翁待制，奏請赈貸平陽十鄉細民，不計息，遏饑歲并蠲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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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見拙作《南宋的農村經濟》第五章第三節。

    [23]  札隆阿《道光宜黄縣志》卷三一之五《藝文志》載明譚綸與《江西巡撫止高安縣分派書》：“荆國作相時，欲行均田之政，時有令宜黄者，以山田難丈，以禾把準畮，每田一畝，準禾二十把。”

所以能够“不計息，遇饑歲並蠲其本”，即由於有塗地租入的緣故。以穀米和田產相比較，“粟之藏易弊，而田之入無窮”(《竹溪膚齋十一藁續集》卷一三《跋浙西提舉司社倉規》)，因此用田產作社倉貸本的經營方式逐漸得到採納，如許奕欲行古社倉法，“捐錢五百萬，命契買善田試之一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九《許奕神道碑》)；平江府的田產類别中，“曰社倉田，官買民田，歲儲以備凶荒”(《洪武蘇州府志》卷一○《税賦志》)。而由社倉納息所引起的嚴重問題，也使得一些社倉不得不改變經營方式，停止徵收息米，以田產來維持貸放。自崇安社倉以來，為了防止農民不償本息而逃亡，以致失陷貸本，大概都有結保借貸，共同負責的規定。[24]然而“小民借貸，貸時則易，還時則難，貸時雖以為恩，索時或以為怨”(《黄氏日抄》卷八七《撫州金谿縣社倉記》)，賴債逃亡，仍然在所不免，因而將本息轉移給同保之人負擔。不僅同保之人不堪負荷，甚至有時連管理人也由於賠償虧欠而破家，改革之議因此而起。《永樂大典》卷七五一○《社倉條》引《瑞陽志》載知瑞州陳報所設社倉演變的情形：

鄉官里師主之，司户提督，其法秋斂春貸，每户貸穀五斗。……歲久弊生，或散而不可收，或積而不敢散，虧折損壞者，皆責償於里師，非破家不已也，太守方逢辰欲救其弊，委官發穀買田以為經久之計，名曰社莊，貯穀備荒。 

所以“積而不敢散”，其原因正在畏懼“散而不可收”，為了解决“散而不可收”的問題，方逢辰才購置田產作為貸本。康知軍所設的廣德軍社倉，在南宋末年也發生了農民逃亡而拖累同保人的問題，[25]宋度宗時黄震進行改革，同樣建議“將各鄉元得康知軍穀本五百擔陸續出糶，随鄉置田，常年積租，荒年賑濟，則自不必取息求多矣”(《黄氏日抄》卷七四《更革社倉公移》)。這一種經營方式，既使社倉的功效比較容易持久，同時也免除了農民的利息負擔，自然更有助於農民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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