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社倉落落布天下，皆本於文公。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八八載劉克莊《興化軍創平糴倉》：

艮齋之倉先廢，而文公之倉，不獨建人守之，往往達於天下郡邑。 

按魏挾之，人稱艮齋先生。劉宰和劉克莊二人之文，均撰於宋理宗紹定年間以後，可知朱熹上疏朝廷請求推廣社倉之後五十年，社倉已遍行於南宋全國，成為倉儲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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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見《宋元學案》卷四八《晦庵學案》表，卷五七《梭山復齋學案》，卷六三《勉齋學案》表，卷六九《滄州諸儒學案》表，卷七一《嶽麓諸儒學案》表，卷七三《麗澤諸儒學案》表，卷七七《槐堂諸儒學案》表。

四、發展與演變

    朱熹以崇安社倉的經驗而推廣社倉於全國，於是以後社倉的設立，常以崇安社倉為藍本，以米穀作貸本，由鄉居士人主持管理，採取歲貸收息的方式，透過社倉協助農民儲蓄。但是也有許多社倉，由於配合社會的需要、適應特殊的環境或解决現實的難題，不完全本於崇安社倉的規模，而發展出各種不同的經營形態，在組織上也有所改變，使得南宋的社倉具有多樣性，能從各種不同的方向來發揮功效，正符合朱熹奏疏中“更許随宜立約”之意。發展和演變的方向，可以分從四方面來說明。

    第一，以田產作社倉的貸本，藉田租的收入取代利息。自北宋以來，許多公益事業都用田產來維持，如學校的學田、家族的義莊、義役的義役田等，由於田產每年定時有田租的收入，使得這些公益事業能够有固定的經費來源，比較容易持久。其中的家族義莊，和社倉的作用相似，同樣用以救濟貧窮，只不過限於族内而已。[22]在社會既有的這些成例影響下，社倉發展出以田產作貸本的經營方式，是很自然的事。社倉開始推廣之後不久，即有採用這種方式的情形。孫逢吉在袁州萍鄉縣所設的社倉，經營一段時間之後，便計劃逐步購置田產作资本而免除納息。《永樂大典》卷七五一○《社倉條》引《宜春志》：

縣西倉又以在倉積米出糶得錢二千缗足，買民田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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