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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南軒先生文集》卷二○《答朱元晦秘書》：“聞兄在鄉里，因歲之歉，請於官，得米而儲之，春散秋償，所取之息不過以備耗失而已，一鄉之人賴焉，此固未害也，然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

    [19]  參見懋竑《朱子年譜》卷二下淳熙八年八月條。

所謂“依義役體例”，指義役最初也是起於鄉里士人的自動結合，其後才由地方官呈請朝廷頒行於全國。據朱熹所奏，可知雖以崇安社倉的經驗為本，但也考慮到各地鄉土風俗的不同，而許随宜立約，同時並非强制全國施行，而是聽由各地自願組織，政府固然提供穀米支持，卻也希望富家出米作本。所以有這些彈性的規定，很可能是朱熹受到張拭和吕祖謙的影響，兼採他們的意見。朱熹的上奏，在朝廷上引起争論，“議者以為每石收息二斗，乃青苗法，紛然攻詆”(施宿《嘉泰會稽志》卷一二《社倉條》)，但朝廷終於接受户部的意見，按照朱熹的建議，詔行社倉於各郡，只是詔令中强調“任從民便”，“州縣並不須干預抑勒”(《朱文公文集》卷九九《社倉事目附敕命》)。於是社倉的設置不再限於建寧一地，開始向全國推行。

朝廷詔書頒下之後，各地雖然有人響應，但是並不熱烈，社倉的普遍推廣，似已在朱熹身後。各地對於朝廷推行社倉的反應，不僅“諸路既不能皆如詔”(《嘉泰會稽志》卷一三《社倉條》)，即使當時屬於災區的紹興府，也是“府外之六縣亦止報府，言一面措置，竞不以已立社倉為言，惟會稽、山陰二縣至今為小民之利”(同上)。江西常平司有意推動，但“移文郡縣，揭示衢要，累月無應之者”(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八《與陳教授》)。朱熹卒於宋寧宗慶元五年，而當慶元元年作《建昌軍南城縣社倉記》時，仍不免感歎“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朱文公文集》卷八○)。初期的推行雖不順利，然而日久社倉的功效終於為人所知，如崇安縣社倉後來由於主持非人而停止貸放，於是鄉里中又再出現富家哄抬糧價而農民聚眾劫糧的現象，社倉正常運營時期社會安寧的景象不復可見；潭州十二縣中，僅長沙一縣於慶元年間設置社倉二十八所，其他各縣都没有社倉，嘉定八年(1215)潭州發生災荒，各縣農民生計窘迫，唯獨長沙縣農民因為得到社倉貸穀而粗有所恃；而其他置倉之地，雖遇凶年，也都能人無菜色，里無囂聲。[20]再加以朱熹門人和理學同道於各地致力推行，在客觀的事實證明和主觀的積極推動相互配合下，社倉的設置日漸普遍。兹表列有關南宋各地社倉资料如下，以見社倉推廣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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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見同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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