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倉厥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户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 

可知由於息米已經累積達到相當數量，此後貸放便不再收二分之息，每一石米只收耗米三升，耗米約原米的三十三分之一，對農民來說，負擔很輕。朱熹所以作這樣的改變，據其自述，是受到當年與魏换之相互討論的影響，“不忘吾友之遺教也”(《朱文公文集》卷七九《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這一個轉變，顯示社倉的貸本雖然最初由政府資助，但是當息米累積到相當數量之後，就以息米作貸本，而將原來的貸本歸還政府。這些息米，原為借貸的農民所纳，可以視為農民自己的儲蓄，也就是透過社倉來協助農民儲蓄，以解决農民本身的困難。自社倉創設之後，“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朱文公文集》卷一三《辛丑延和奏剳四》)，而“米價不至騰踴，富家無所牟利，故無閉糴之家，小民不至乏食，故無劫禾之患，二十餘年，里閭安帖，無復他變，蓋所以陰消而潛弭之者，皆社倉之力也”(《勉齋集》卷一八《建寧社倉利病》)。顯然確實收到穩定農村社會的功效。

    社倉由崇安一地而推廣至南宋全國，也得力於朱熹本人的推動。崇安社倉創設之後，十餘年間，各地的倉儲制度仍然没有改善。常平倉、義倉依舊設於城邑，其惠澤甚難遍及於鄉里農家。乾道末年趙汝愚便曾指出：“州縣之間，每遇水旱，合行赈濟賑糶去處，往往施惠止及城郭，不及鄉村。”(黄淮、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七《趟汝愚乞置社倉濟鄉民疏》)淳熙年間李椿也曾上言：“一遇歲歉，則勞宸慮，數下詔旨，勸諭賑糶，存拊之意備至，而州縣之間，不過於州縣城郭，出糶官米，略能薄濟市井之人，而農田之家不預。”(同上《李椿奏常平義倉疏》)趙汝愚、李椿因此而請將義倉之米移置於鄉村，卻都没有得到採納。當時士大夫即令知有社倉，也以類似青苗法譏之；[18]朱熹好友張拭，雖然認為社倉和青苗法義利有别，卻向朱熹提出告誡：“行社倉於一鄉，為目前之便，而遂以介甫之事為有可取，無乃與介甫執鄞縣所為，而遽欲施之於天下者相類乎。”(《南軒先生文集》卷二○《答朱元晦秘書》)言外之意，社倉可行於一地，而不可以普遍推行。僅吕祖謙在淳熙二年(1175)自婺州來崇安探訪朱熹，參觀社倉發斂之政，頗為贊賞，有意仿行，但表示：“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蓄之儲，而公家無龠合之費。”(《朱文公文集》卷七九《婺州金華縣社倉記》)。然而吕祖謙返鄉之後，即登朝為官，随後因病還家，以至逝世，未能有機會實行其意願。因此至淳熙八年為止，社倉之設，未出建寧府境外。淳熙八年，適逢浙束發生大饑荒，宰相王淮即當年的建寧知府，推薦朱熹為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負責救災，[19]朱熹人京上奏，詳述崇安社倉行之有效的經驗，請求推廣於各地，作為防備災荒的久遠之計。《朱文公文集》卷一三《辛丑延和奏劄四》：

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强，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户，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户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卻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當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速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搔擾。此在今日言之，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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