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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七載趙汝愚申請舉子倉事：“臣等照得淳熙三年(1176)六月二十四日，準行在尚書户部符，準都省批下吏部尚書韓元吉剳子，自乾道五年(1169)以福建路有不舉子之風，貧乏之家生子皆賜以常平錢一千、米一斛，又因守臣之請，除其所纳身丁錢。臣比為郡閩中，詢之父老，小民利於官給錢米，不敢溺子，全活甚眾。然猶恐積日累月，州縣怠於驗實，又謂常平所破錢米多吝於支與，為不可繼者。今常平錢物雖有定額，獨所謂户絕田產，州縣不常有，而止於出賣。福建八州，内四州溺子為甚，民貧土薄，所絕田產至為微細，間有寺觀絕業，取八州所得，積而用之，亦可助上件支遣也。欲望聖慈更賜睿旨，應福建民户寺觀绝產，自今並不許出賣，專一拘檢，令常平司置籍，歲收其租，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其不足處，月支常平錢米。”

按上四軍州指建寧府、南劍州、汀州、邵武軍四郡，即生子不舉風氣最盛的地區。可知社倉和舉子倉的結合，不限於邵武軍光澤縣一地，而是普遍行於福建上四州，至嘉定年間仍然如此。而兩者也因為相互結合而有連稱為“舉子社倉”的情形(《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三《舉子倉條》引《延平志》)。義役同樣是南宋農村中一種協調貧富的组織，起源於紹興十九年(1149)婺州東陽縣長仙鄉的民眾組織，乾道四年(1168)范成大推行於處州，次年上疏請求推廣於全國。其法由鄉民依貧富出資買田，以田租補助執役户，减輕中下户的差役負擔。[28]南宋晚期，由於社倉用田產作貸本的情形逐漸普遍，於是出現義役和社倉以田產為基礎而結合的現象。宋理宗寶慶(1225～1227)、紹定(1228～1233)年間，鎮江府金壇縣二十三都鄉民聚集田產為義莊，作義役的經費，便有如此的計劃。《漫塘集》卷二三《二十三都義莊記》：

歲取其贏以買公田，公田有赢則欲盡歸田之出於私家者，更有餘則將用近世朱文公之制，别之為社倉，春散秋斂，以惠其都之人。其斂之也，稍加息焉，庶變通不窮而用不得無藝，一舉而成大利二。始也上户自為計，终也小民均其利；始也赖義役之贏而社倉以基，終也資社倉之息而義役以固。 

可知是以義役田產的收入提供作社倉的貸本，而社倉貸本雖然來自田租，卻仍然收息，以社倉的息米來使義役的結合更加鞏固，兩者互相支援。台州黄巖縣趟處温、趟亥兄弟在宋理宗時代也有類似的做法。《光緒黄巖縣志》卷六《版籍志·徭役篇》引趙亥《義莊田跋》：

以舊日入役之租，歲積月累，買田置莊，與泉共之，至二十餘年而義莊成，又十年而社倉成，社倉之储，亦取於義莊之羡，役户之衆無與焉。 

同樣是將社倉建立在義役田產多餘的收入上。社倉和其他社會互助組織相結合，使得同一經濟來源能够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在穩定農村社會方面發揮更廣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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