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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見拙作《南宋的農村經濟》第五章第一節。

    [29]  《朱文公文集》卷九九《社倉事目》：“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曉示人户，各依日限，具狀結保，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赴倉，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偽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户，遞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糙米，具狀赴倉交納。”“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户。如闕隊長，許人户就社倉陳說，告報社首，依公差補，如闕社首，即申尉司定差。”按保正副、隊長、保長都是南宋保甲組織中的職稱，社首當即是南宋保甲組織中的隅總或總首。尉司即指縣尉。

又如貸斂和財務都請縣府派官員監察，[30]而貸本也出自常平米。雖然如此，發動和主持之權仍然操在鄉里士人的手中。而朱熹在推廣社倉的奏疏中，請求政府以常平米支援社倉的貸本，同時申明“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朝廷詔書中也强調“任從民便”(詳第三節)。可見南宋政府最初的意願，是由民間自行組織，政府僅在貸本來源上給予支持。可是自從詔書頒佈之後，許多地方社倉的設立，並非由鄉里士人主動請求政府提供貸本，而是由地方政府積極地負起責任，或支借米穀，或節縮經費，致力於社倉貸本的建立，然後再敦請鄉里士人出來主持管理，而地方官有行政權，又有籌集經費的能力，往往能以一人之力而創設許多社倉，為鄉里士人的能力所不及。[31]因此地方政府雖然不參預社倉的主持管理，可是對設置社倉所提供的力量卻已遠較當初的構想為大。此後由於民間經營社倉發生種種弊端，於是導致地方政府進一步插手社倉的管理。民間經營社倉的弊端，往往出於主持人循私，貸予個人的親戚、幹僕或佃户，形勢大家也因缘詭名借貸，鄉民反而不蒙其利，循私的結果，又造成貸而不輸，虧損倉本。[32]因此真德秀在潭州以官米設置社倉，便針對這一弊端加以改革。《真文忠公文集》卷一○《申尚書省乞撥和糴米及回糴馬穀狀》：

諸處社倉敗壞之由，蓋缘其始，多是勸諭士民出本，因令管幹，往往視為已物，官司亦一切付之，不加考察，且無更替之期，安得不滋弊聿。某今來所置諸縣社倉百餘所，一切從官司出本，選擇佐官，分任出納，鄉士之主執者不得獨專其權，兼令二年一替。 

可知此後潭州地方政府對於社倉的出纳不僅限於監督的地位，而是分派官員和鄉里士人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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