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參見拙作《南宋的農村經濟》第五章第二節。

    [32]  《勉齋集》卷一八《建寧社倉利病》：“鄉里大家，詭立名字，貸而不輸，有至敷千百石者。”《會要·食貸六二·義倉篇》嘉定七年三月九日臣僚言：“所貸者非其親戚，即其佃火，與附近形勢豪民之家，冬則不盡輸。”《永樂大典》卷七五一○《社倉條》引《南康志》載南康軍社倉：“為倉官者私其幹僕而不及鄉民，或因循侵耗以虚數交承，虧損元頟。”

管理，並且以政府命令規定士人主管社倉有一定的任期，社倉因而具有部分官營的性質。地方政府干預社倉的管理，雖然可以避免貸放循私之弊，卻難免會有抑配的情形發生，[33]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八月朝廷下詔“申嚴郡國社倉科配之禁”(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三一《市糴考》)，可知地方政府干預社倉管理的現象已很普遍。南宋末年，王柏論社倉利害，也指出當時社倉“領以縣官，主以案吏”(《魯齋集》卷七《社倉利害書》)，與當初朝廷推廣社倉的原意大相徑庭。雖然如此，地方政府所能干預的，只限於貸本出自政府的社倉，至於由民眾自集資本的社倉，仍然維持民間組織的性質；而許多社倉雖然由於貸本來源的關係，在主持管理上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預，但是並未完全排除地方人士於外，仍然具有部分民間組織的性質，前述真德秀在潭州所設的社倉，便是一例。並且地方政府干預社倉的管理，也發生種種弊端，顯示出社倉有保存民間組織性質的必要，黄震改革廣德軍社倉的管理，也發生種種弊端，顯示出社倉有保存民間組織性質的必要，黄震改革廣德軍社倉，便因此而建議“廣德軍社倉創於官，故其弊不一，請照本法，一切歸於民”(《黄氏日抄》卷八七《撫州金谿縣李氏社倉記》)，政府干預的程度，自必受到限制。

五、結    語

南宋社倉在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吸收其他制度的長處，和其他組織相結合，而没有完全喪失本身民間組織的性質，即使政府對社倉的控制加强，卻始終没有因此而取代民間組織。南宋社倉所以能繼續發展，保持其扶助農民的功用，這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否則如果完全成為政府組織，則不免會由於行政上的方便和財政上的融通，而使倉儲移置於郡邑，不復用之於農民。而社倉的民間組織性質之所以能够維持不墜，就其本身組成而論，實繫於負責主持管理的鄉居士人。這些士人，以家鄉為根基，出則仕宦，退則居鄉，由於生活在鄉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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