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中所列社倉，廣佈於福建、兩浙、江西、江東、湖南、湖北、四川、廣南、淮南各地，可說是幾乎遍佈南宋各區。而各社倉的倡辦人，如諸葛千能、張洽、李燔、趟師夏為朱熹門人，真德秀、趙景緯為朱熹再傳弟子，萬鎮為三傳弟子，魏了翁、李道傳、李大有則為私淑朱熹之學者；其他如陸九韶為陸九淵的家兄，和朱熹是時相論學的好友，豐有俊為陸九淵門人，劉宰為張拭再傳弟子，潘景憲為吕祖謙門人，也都是理學同道。[21]可知社倉的推廣，朱熹門人和理學同道出力甚多。朱熹生前，亦即慶元五年以前，一次設立社倉的所數，以慶元初長沙知縣饒幹所設的二十八所為最多；貸本出於官者以慶元二年提舉浙東常平李大性於會稽縣所提供的三千二百七十五石為最多，出於民者則以宋光宗紹熙五年吳伸兄弟所提供的四千石為最多。而慶元五年以後，真德秀以知潭州的身份，於宋寧宗嘉定十七年在潭州一次設立社倉多達百所，所提供的貸本高達九萬五千石；趙景緯以知台州的身份，於宋理宗景定年間在台州一次設置社倉也多達六十六所；知太平州麋弁於南宋晚期勸誘民間設立社倉，民眾所提供的貸本更高達二十萬石。早年江西常平司推行社倉，累月無人響應，而李道傳於嘉定八年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攝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宋史》卷四三六《李道傳傳》)，情况已是大不相同。這種情形，說明社倉的推廣逐漸得到地方政府和民間的支持，有更多人樂於投入更多的貸本，設置更多的社倉。《漫塘集》卷二二載劉宰《南康胡氏社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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