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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理环境与西夏的经济类型及其相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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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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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河流灌溉区和干草原、荒漠区，西夏各族民众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自然环境的内在规律。秦汉以降，历代王朝对西北进行的农业开发集中在几块相对固定的区域，也难以摆脱地理环境的限制，这正是地理环境的“伟力”所在。当然，社会文化环境也是地理环境中的重要方面，它的作用不可轻视。西夏农牧区域的形成过程也是党项等民族接受农耕文化浸染的过程。唐代前期党项尚为“不知稼穑，土无五谷”（注：《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第5291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的“山人”，但到北宋中期，一部分内迁党项人与汉民已经别无二致了，北宋边臣庞籍曾讲：“且西羌之俗，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第3222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这是宁夏平原、河西走廊以及宋夏沿边地区农耕文化影响的结果。西夏农牧业的生产方式也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荒漠、半荒漠地带的小块草场与西夏基层生产单位——部族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牧业区自然环境的统一性又决定了无须长距离地迁徙，虽然文献载有“逐水草”之说，不过是一种相对固定的畜牧，决非严格的游牧生活。而宋夏缘边、河西走廊的可耕可牧的土地上呈现的则是半农半牧的景象。
第二，地理环境规定了西夏民族文化的特色。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以及历史文化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讲：“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羽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注：［明］王士性著、周振鹤编校：《广志绎》卷四第3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可见先人早已认识到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的决定意义。人们常讲的“一方水土一方人”也是这个道理。人是文化的浓缩，是文化最为集中的体现，不同的人群可以创造出不同的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就是“人化”，中国的地域文化尤其如此。可见地理环境在群体人格的塑造和地域文化的培植上功不可没。党项民族是中国历史上一支由南及北并建立自己政权的民族，内迁的过程也是其“北方化”、“农业化”的过程，长城地带铸就了党项族既具有北方骑马民族扩张性的因子，又有农耕民族安于现状的一面。因此，西夏文化在本质上是畜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混产儿。党项统治者一只手高举着儒家的大旗，声称“以儒治国”，另一只手却始终不肯放弃对畜牧社会的留恋，“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使”（注：《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第13993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反映的就是农牧交错地理背景之下的文化模式。
当然，地理环境在创造着人，人也在创造着地理环境。总体上讲，西夏时期，人适应着地理环境，遵循着地理环境的内在规律，人与自然之间能够和谐相处。但在宋夏沿边地区，一方面由于军事的原因，农垦区的面积较前剧增（注：韩茂莉：《宋代陕西沿边地带兵屯与土地开垦》，《西北史地》1993年第3期。），另一方面则由于内迁党项的逐渐“农业化”，导致了大规模的垦荒。谭其骧先生在《何以黄河在东汉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中指出：五代以后黄河泛滥的趋势加重（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党项内迁后，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促使宋夏沿边地区的农耕区面积不断地扩大，这些垦区正好处于水土流失的严重地区，对五代以后黄河的泛滥成灾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特定的地理环境应是研究西夏历史的基本背景，固然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对地理环境的探讨可以加深我们对一些历史事实的认识和理解，如在西夏人口研究中，可以用土地的承载能力来检验所得的结果，不至于有100万到900万的悬殊。总之，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古代社会，人别无选择地适应、遵循着地理环境的内在要求。因此，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成为人地关系中的主要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尤其像西夏这样地处自然环境相对脆弱的边疆民族政权，更是难以摆脱地理环境在诸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地理环境基本决定了它的经济形式、文化模式以及社会面貌。当然，人地关系是一个常说常新、无法穷尽的话题，地理环境与西夏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探讨是一个绝非一篇文章所就能说清楚的问题，许多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地讨论，如地理环境与西夏的社会面貌、社会性质之间的关系等等。总之，拙文只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思路，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上一页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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