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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理环境与西夏的经济类型及其相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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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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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书认为游牧经济应具备五个条件：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一年四季放养牲畜而非圈养；季节性地根据草场状况迁徙；全部人口或绝大部分人口投入到畜牧中；贯彻生存第一的原则，即生产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注：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15.）。因此，游牧经济是指以全部人口的投入，长距离的以一定的路线在不同草场间季节性来回移动的一种经济形式。最典型的游牧经济发生在欧亚草原，直到现在，在土尔其部分尤尔克人依然过着四季迁徙的游牧生活，日本学者松原正毅就曾详细地记录了这种生活（注：［日］松原正毅：《游牧世界》中译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笔者认为，西夏在鄂尔多斯干草原区和阿拉善高原荒漠区的畜牧方式基本是固定的或是在小范围内移动，与严格意义上的游牧完全不同，我们甚至不应将党项称为游牧民族，因为自然以及人文环境决定了这一点。
如前所述，呈零星分布的绿洲或水草较好的局部地区是西夏时期在上述地区畜牧的主要场所，鄂尔多斯干草原区和阿拉善高原荒漠区处于同纬度地区，不存在植被的季节差异性，因此没有较长距离迁徙的可能（如从夏州地区迁到黑水城地区），也就是说西夏不具备游牧经济的地理背景。文献中所讲的党项部落的“逐水草”只是一种短距离的移动，因此不可将文献中的“逐水草”一概而论地与游牧经济等同起来。从现有的文献中也可以看出党项部落有了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条唐宪宗元和五年，盐州奏：“渭北党项拓拔公政等一十三府连状称管渭北押下帐幕放牧，今十五年，在盐州界。今准敕割属夏州，情愿依前在盐州交百姓。”文献所讲有部落在盐州附近放牧已有15个年头，可见党项部族的畜牧是基本固定的。由于部落是西夏社会最基层的组织，零零散散的小草场可以和部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每个部落就有了相对稳定的畜牧区域。
从党项的民族属性和人文背景来分析，其与北方系的游牧民族大相径庭。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先生从经济角度将中国民族分为四个系统：以游牧为特征的北方系统，经营山地牧业或农业的青藏高原系统，经营原始农业的华南系统，以农业或商业著称的西域系统（还应将东北划分为一个系统）。他将藏族人、羌族或唐古特人、嘉戎人、彝族人、纳西族人或摩梭族人划归为青藏系列，并称之为“山人”（注：［法］谢和耐著：《中国社会史》中译本第15～1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到位的分析。党项族无疑属于青藏高原民族系统，谢和耐之所以称之为“山人”，就是因为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他们从事的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游牧经济，而是相对固定的畜牧或者农牧结合的经济形式，这种形式与党项内迁后的经济状况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二者必定有文化上的传承关系。
河西走廊区和宋夏缘边区
西汉时期设立河西四郡，农业经济开始渗透，自此河西走廊成为一块重要的农牧交错的区域，并且根据畜牧民族与汉人的力量对比，农业和牧业两种经济方式彼此消长。西夏时期，河西走廊是党项、吐蕃、回鹘分布的重要区域，畜牧业较为发达。“瓜、沙诸州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注：《西夏书事》卷三十二。）但文献的“素鲜耕稼”并非指没有农业。宋人刘攽就曾有“岂知洮河宜种稻，此去凉州皆白麦。女桑被野水泉甘，吴儿力耕秦妇织”的诗句（注：［宋］刘攽：《彭城集》卷八《熙州行》第82页，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3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河西走廊的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农业全仰仗几条河流的灌溉，这样便形成了呈块状分布的绿洲农业区。这与宋夏沿边地区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均是农牧混杂的区域。史载：“国人赖以生者，河南膏腴之地，东则横山，西则天都、马街一带，其余多不堪耕牧。”（注：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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