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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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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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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巨大的科技进步和工艺革新，显然是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内在动力。从中不难看到宋代工匠从手工劳动逐步走向机器生产的精巧构思与卓绝努力。
三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城市性质嬗变和市民阶层初兴。自中唐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转移率的提高导致累世相承的主仆名份趋于瓦解，乡村主户经济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导致行政统辖权与土地所有权基本分离，而地权集中与地块分散的背离则迫使部曲庄园制经营方式日趋衰落⑤。在这样一些经济变革趋势的推动下，宋代农民之主体确已挣脱了昔日部曲、宾客、徒附、私属、奴婢、佃仆之类的农奴地位，并日趋普遍地获得了迁徙和退佃等权利。他们一旦脱离土地，流人城市或矿区，就有可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正如我们前面在矿冶、井盐业中所看到的那样。
与此同时，都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宋代不仅城市数量激增，城市人口膨胀，而且随着城市商业意义的增加，城市性质发生嬗变。汴京、临安作为首都已是百万人口的世界性大城市，虽然仍是政治、军事中心，但其工商业依然极为繁盛⑥。苏州、扬州、成都、鄂州等一批城市，或因处在经济发达地区，或因位于交通孔道，逐步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更值得重视的是，宋代已经出现了少量的生产性工商业城市，如前述浙东金华可以认为是纺织城镇；前述徐州附近的利国监可以视作冶金城镇，还有常聚十余万矿冶工匠的江西铅山场、广东岑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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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前引《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第223—225页。
② 参见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图十九。
③ 前引《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第216—217页。
④ 葛金芳：《两宋工艺革命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⑤ 葛金芳：《对宋代超经济强制变动趋势的经济考察》，《江汉论坛》1983年第1期。
⑥ 参阅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第六章第一节“坊市合一型新市容面貌的形成”，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亦属此类性质；前述四川井研县亦有数万井盐工匠，这是盐业城镇；举世闻名的江西景德镇有陶工数千人，这是陶瓷城镇。至于广州、泉州、明州还有北方的板桥镇等则是新型港口城市，泉州至“以蕃舶为命”，南宋时“生齿无虑五十万(口)”①。
城市的增多及其商业意义的增长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流动，加快了城郊农民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的步伐(如茶农、果农)。同时城中兼营工商业的官僚、地主也在增加，而城市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还有服务行业的发展则为雇佣关系的成长提供了肥壤沃土。作为这一切的重大结果，便是城镇(含矿区、港口)市民阶层的勃兴。两宋文献中的“富商巨贾”、“冶家”、“磨户”、“茶培主”，还有“行老”、“市头”(以上为一方)，以及“杂作工匠”、“裨商细贩”、“百姓绣夫”、“游手末作”(以上为另一方)等，就是这个阶层的基本成份。就是被人视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之重要表现的市民、矿工斗争，宋代亦有端倪可鉴。前述井研县“佣身赁力”之盐工一不如意就“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可算经济斗争；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安徽舒州宿松矿工汪革“以铁冶之众叛，……有众五百余”②则是武装斗争性质了。如所周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结合是近代工业社会的基础性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雇佣关系发展和市民阶层初兴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视为原始工业化赖以启动的社会条件。
正是由于以上三个条件的共同支撑，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才会取得如上所述的种种进展。遗憾的是这个进程并未结出现代化之正果，直接的原因当然可以归之于战争的干扰。12世纪初女真铁骑频频南下，饮马黄河；接踵而来的13世纪由蒙金战争拉开帷幕，继之以宋蒙(元)战争，中原、江南屡遭战祸蹂躏。其后虽在元朝统治下复归统一，但领主分封制、匠局制(实即工奴制)和“驱口”、“人市”等前封建制因素在更广阔的地域内死灰复燃(原先大致局限在辽夏金辖区)，要到明初开国数十年才重新回到宋代开启的历史轨道上来。这就是说，自北宋末年开始，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段内，原始工业化进程因屡遭打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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