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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草市在宋代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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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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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场 1211处
京东西路 坊场河渡 1834处
京西北路 坊场河渡 1512处
京西南路 坊场河渡 1259处
河北东路 坊场河渡 2374处
河北西路 坊场河渡 1838处
河东路 坊场河渡 1769处
永兴军等路 坊场河渡 1824处
秦凤等路 坊场河渡 2175处
淮南东路 坊场河渡 2341处
淮南西路 坊场河渡 1595处
荆湖北路 坊场河渡 815处
荆湖南路 坊场河渡 330处
江南东路 坊场河渡 641处
江南西路 坊场河渡 380处
两浙路 坊场河渡 1238处
福建路 酒坊 3处
广南东路 河渡 3处
广南西路 坊场河渡 285处
夔州路 坊场河渡 64处
利州路 坊场 357处
梓州路 坊场 534处
成都府路 河渡坊场 1653处
（注：《永乐大典》卷7507，仓字部·常平仓。）
以上各处合起来共27607处，但还不能说就是一个完整的全国数字，因为其中有不少疑点，如福建路只记三处酒坊，广南东路比西路经济发达，西路285处，而东路只有三处河渡等等，未能列出全部的坊场河渡数。这个统计不论有怎样的缺点，大体上总算有了一个全国性的坊场河渡数字，也是难能可贵的。这一记载，使人们晓知坊场之类的草市已是星罗棋布，遍布全国，形成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商品交换的初级市场。
上述熙宁九年的河渡坊场之类，并不一定都征收商税，这次统计很可能是为制定新的税额作准备。根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商税》的记载，熙宁十年之时，县以下的镇、砦、场、务、堡、铺、渡、口、岸、虚、库、巷、林、冶、市、桥、河锁、步、店、岭、山、寺、村、关、曲、团、庄、驿等命名的地方，进行收税的共1013处（以每个收税数作一个单位）。从这一千多个税收地方来看，其间商税额悬殊颇大，最高的镇在两万贯以上有四个，它们是淄州赵岩口28389贯97文，蕲州蕲口镇26540贯566文，凤州固镇24816贯590文，郓州付家岸22467贯439文。再下是一万贯以上至二万贯以下者有16处，五千贯以上至一万贯以下有36处，一千贯以上至五千贯以下者313处，而大量是一千贯以下的税收单位，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人们统计商税时，往往只注意高额的镇务，以便说明草市镇的发展，这是正确的。但也带有片面性，如果要使人们全面了解草市，那末一部分偏低的税额数字也是非常有用的。我们曾把县以下的税收单位排列一个总表，其中可以看出仅五百贯以下的就有424个，快近总数的二分之一，这其间一百贯以下的占152个，而十贯以下的为49个，有些场务连一贯钱也不够，真是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根据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的敕令规定，全国各路州军以外的镇、道、店商税年额在一千贯以上的派官监临，不及千贯的允许人户扑买的规定，那么熙宁十年县以下收税单位，大多是用人户扑买交税钱的，只有369个地方可以派官直接管理。因此，要把这一时期草市镇发展水平估计过高，那恐怕是不符合实际的。
草市从北宋到南宋，中间虽经宋金战争的一度破坏，但在局势稳定后，其发展势头有增无减。如梓州路的泸州，在熙宁十年时只有所辖的合江县及绵水场有税额，而在宁宗嘉定末年，据《江阳谱》统计，合江县有草市镇18个，泸川县37个，江安县12个，总计67个（注：《永乐大典》卷2217，《泸州府·乡都》引《江阳谱》。）。广东的广州、肇庆府（端州）、惠州，在熙宁十年时，县以下税收单位共14个，至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共有乡村墟市八十三场（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二三。）。至于南方经济发达的地区更是如此，理宗时，刘宰曾云：“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注：《漫塘文集》卷23，《丁桥太霄观记》。）草市数量仍在不断增加，而且质量亦在逐步提高，熙宁十年时，苏州有商税额的县份是常熟和吴江，另有三个镇、两个场，崑山县的黄姚税场，“系二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之地，南擅澉浦、华亭、青龙、江弯牙客之利，北兼顾迳、双浜、王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沙头、掘浦、肖迳、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税。每月南货商税动以万计。州郡去海既远，知县有抱些小课利，余镪尽归私家者”（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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