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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草市在宋代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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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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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沿汴河发展起来的一个“河市”，应是草市的一种，称呼不同而其实则一。苏颂曾说这个河市“官守民居，夹河万家，最为繁庶”（注：《苏魏公文集》卷19，《奏乞差防河将副》。），规模相当可观。南宋一代，许多城市的城外市区发展很快，只不过不以草市为名了。如真州，“郡之市井与漕台皆在城南大江之滨”（注：《攻媿集》卷54，《真州修城记》。）。镇江丹徒县南门外，沿运河至长江一段有九里之遥，“民居商肆，夹渠而列，渠岸狭不盈尺”（注：《嘉定镇江志》卷6，《地理志》。）。诸如福州、抚州、南昌、建康等，都在城外扩展市区，加速城市发展。江西之庐陵（吉州），“城外居民，三倍于城中”（注：光绪《吉安府志》卷6，《建置志》，引宋欧阳守道：《筹安堂记》。）。
由上述可知，州级城市在宋代发展较快，尤其沿海、沿江出现了一批较大城市，这些都与草市息息相关。宋代州军在最多时达351个，其间发展是不平衡的，如信阳军在南宋时还不如江浙“州军一草市”（注：王之道：《相山集》卷22，《乞移屯沿边札子》。），岭南一些偏僻州军也很落后，这与当地商品经济落后，草市不发达有关。 五 草市对都城发展的推动作用
草市不仅推动州县城镇的发展壮大，而且对都城也有着巨大贡献，这一点是应当引起人们充分重视的。
北宋都城东京，又是开封府所在地，五代朱梁以来，迅速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中心。后周时，“工商外至，络绎无穷”（注：《五代会要》卷26，《城郭》。），唐代修筑的汴州城，周长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已显得非常狭小，街道太窄，远远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周世宗于显德二年（955年）下诏，重修开封罗城，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并对街道宽窄、军营、坟墓、窑灶、草市等进行了规划。就街道而言，有宽50步、30步、25步诸等级，这些较宽的街道两旁，各让出三至五步，允许两边人户“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注：《册府元龟》卷14，《帝王部·都邑》。），“起楼阁”（注：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9。）。这一切措施，都意味着以前的坊、市分离制度已被打破，商店可以面街开设，商业区已突破原来汴州城的东市和西市，向全城发展。这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另一条道路，即改造旧城，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从五代到北宋，开封城是这种改造城市的典型。
但是，从唐到宋，开封城市的发展，一直受到草市的推动，这是非常明显的。如唐代的汴州即是一个草市发达的城市，诗人王建云：“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注：《全唐诗》卷299，《汴路即事》。）又有诗云：“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注：《全唐诗》卷300，《寄汴州令狐相公》。）这些草市沿汴河而设，津渡桥口，热闹非凡。汴河原来从汴州城南穿过，由于交通安全及草市的发展，在扩展汴州城时，就把汴河圈入城内，由此可知，草市此时对汴州城的发展已作出了贡献。
五代的梁、晋、汉、周四朝，在开封建都，原有的草市已变成城内的市区，可后来新修的罗城，仍然考虑到草市的问题，只是要求草市在新城七里外设置而已，并未因都城城内的发展而忽视草市。
降及北宋，开封草市并不遵守设在七里外的约束，而是沿城外就近发展，形成新城之外的新市区，与城市连成一体。真宗时，再把城外市区划分成九厢十四坊（注：参考拙著：《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6—77页。），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北宋末，有“十二市环城”（注：《宋文鉴》卷2，杨侃：《皇畿赋》。）之说，这实际上也是对草市的不同称呼，或者说“高称”而已。总之，从开封城的发展历史来看，草市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草市原在城外，唐汴州城把它扩进城内，而后草市再度在城外发展，周世宗又建新城，把草市又定在城外，北宋则采用坊厢制的办法，在城外草市建立封建统治秩序，统一归开封府管理，成为东京经济的一部分。这样经过多次反复，开封城市不断发展壮大，至北宋晚期，城周达五十里一百六十步，犹不能把城外市区容纳进去。从商税收入上看，熙宁十年时，岁额高达402379贯137文，元丰八年再创552261贯的新纪录，并定为元祐二年（1087年）以后的新额加以执行。这是当时任何城市税额所无法比拟的。由于草市不断扩大并入市区，使人口增至一百余万，当时其他城市更不能望其项背了。
北宋灭亡后，宋政府南迁至杭州，称为“行在所”，亦简称行在。杭州在隋时修有一座城，周长三十六里九十步，吴越时又筑罗城周七十里，显然大而空旷，北宋不能完全使用它。南宋时，由于行在的缘故，北方人口大量南迁，遂使杭州人口迅速膨胀，甚至超过东京。南宋政府把大量人口安置在城内空闲地段，而城外草市也随之发展起来。《乾道临安志》卷2《城南北西厢》中有这样的记载：
绍兴十一年五月七日，郡守俞俟奏请，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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