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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草市在宋代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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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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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贯671文，至绍兴十五年（1145年）时税务租额达61713贯744文，增加五倍。大体上说，县市能否发展，要看其对草市的吸收程度，没有草市的发展支持，县市就无法打破自身的局限性。
四 草市推动州级城市不断扩大
宋政府把州级城市分成四种类型，称为府、州、军、监，这一级的城市远较县城为重要，大都处于交通要道上，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要比县、镇高。当然并非都是如此。军主要在军事要地建立起来，监可视为某种经济专业城市，它们的发展水平大多与下等州处于同等地位。在熙宁十年商税统计时，包括东、西、南、北四京在内的州府级城市，有税额者共287个，原有税额而已废者26个不计在内。这里暂把东京作特殊城市处理，其他州级城市，按商税额多少排列：杭州（浙江杭州市）82173贯228文，以下次序为：秦、楚、真、苏、庐、江宁、扬诸州府，均在四万贯以上。
其他在三万至四万贯的州级城市有18处，以次为虔州、真定府、衢州、湖州、北京（大名府）、京兆府、福州、西京（河南府）、广州、密州、潭州、成都府、晋州、郓州、并州、陕州、凤翔府、德州。再次为二万至三万贯的26个，一万至二万贯的72个，五千至一万贯的65个，五千贯以下的86个。本来，州级城市税额多少在本文中并不重要，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草市发展对州级城市的影响，它们能否发展，发展速度快慢，就要看草市的情况而定。下边略举几例：
秦州，是秦凤路首府，宋神宗以前号称西北边陲重镇，“蕃汉杂处”（注：《宋史》卷250，《王承衍传》。），是西北丝绸商路上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或者说是通向西方贸易的起点之一，商业比较发达。仁宗时，由于城区狭小，民众自然向城外发展，逐渐形成“东西草市，居民军营仅万余家，皆附城而居”（注：韩琦：《韩魏公集》卷11，《家传》。）。这种草市在城外，缺乏安全保障，往往成为“盗贼”掠取的对象。韩琦于庆历二年（1042年）任秦州观察使后，乃上奏宋廷，“筑东西二城以环之”（注：《邺下冢墓遗文》卷下，陈荐：《韩公（琦）墓志》。）。对此，宋人尹洙曾记载：
秦州自昔为用武之地，城垒粗完，数十年戎落内属益众，物货交会，闾井日繁，民颇附城而居。韩公作镇之初年，籍城外居民及屯营几万家，公曰：是所以资寇也。乃上其事，以益城为请。诏从之。公择材吏，授之以规模，东西广城四千一百步，高三丈五尺，其厚皆称是，以与旧城连属，合为一城。自十月至正月以毕事闻，总工三百万。（注：《河南先生文集》卷4，《秦州新筑东西城记》。）
这次新筑的东西两城，显然是根据东西两个草市所需而兴建的，其办法是在旧城两边各建一城，使东、旧、西三城联为一体。旧城可称为子城，而东、西两城又谓之罗城，这样使城区扩大，并有了安全保障。由此可知，秦州发展得力于草市，在熙宁十年商税额中排名第三，那就毫不足怪了。
宿州是一个汴河沿岸的州城，依靠草市得以发展，可谓一个典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时苏轼在奏状中曾说：
宿州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年，人户安堵，不以城小为病。兼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岂可一一展筑外城！……（注：《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12，《乞罢宿州修城》。）
苏轼的上奏是针对当时有些官僚请求修筑宿州城而发的，他这里道出一个突出问题，那就是在哲宗之世，城小人多的城市，其城外有草市者甚众，不是少数或个别现象，要求扩展旧城的大有人在，但限于物力、人力，实际上都很难办到。
鄂州是地处长江中游一座城市，位于江的南岸，汉水在其北与长江交汇，地位重要，交通方便。但在熙宁十年州级城市商税额中排名90位，岁额14462贯112文，只是一个普通的万贯以上州城。南宋时，此地大军屯驻，交通、商贸条件有所改善。在草市勃兴的社会背景下，这里兴起一个“南草市”（注：《三朝北盟会编》卷236，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生意兴隆，茶店、酒肆栉比，又称作“南市”。关于它的盛况，宋人颇有记载，陆游于乾道五年（1170年）八月入蜀途中来到这里，曾有描述（注：陆游：《入蜀记》卷5，乾道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条。）。时隔七年，当范成大到此时，看到的情况较前更盛，他记载：
……至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注：范成大：《吴船录》卷下。）
其他如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东西二桥，舟车交会，居民繁夥，倡优杂户类亦众……”，这些倡优杂户所奏之乐，称为“河市乐”（注：《宋朝事实类苑》卷18，《典礼音律·河市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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