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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草市在宋代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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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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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宋商税的统计》，《扬州师院学报》1963年总第17期。）。本来，州、县都有上中下之别，一些中、下州为自己所属之镇市超过，这是毫不足怪的。
镇市至南宋时期，仍在继续发展，从商税上看，如果说北宋熙宁时镇市还未有超过三万贯者，那末南宋时三万贯以上已为数不少，如庆元府奉化县的鲒埼镇、嘉兴府海盐县澉浦镇等等（注：参考《永乐大典》卷14622，《吏部》引宋《吏部条法》。）。而蕲口镇的税额竟达15万贯，雁汊镇达26万贯（注：陆游：《入蜀记》。）。再从镇市的规模上看，如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镇，市区东西15里，南北5里（注：《澉水志》卷上。），坊巷棋布，市内有市舶官廨，有镇学，俨然一座较大城市。华亭县的青龙镇，在北宋仁宗时已有36坊，南宋时更加繁荣，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外贸港口，仅镇学就“列三千余名之学士”（注：宋如林：《嘉庆松江府志》卷2，《镇市》。）。许多著名的经济专业区，各自形成自身经济特色的镇市。本文在这里主要论述草市向镇市的发展，至于镇市本身则姑且丛略。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镇市在其发展过程中，虽没有古代城市中坊、市分离的旧框框，但却在向新的坊市合一型靠拢，那就是市区划分出许多坊，上面有镇官，一如州县城市的模式，进行封建统治，纳入整个封建经济体系之中，而不能像欧洲封建社会中的自由城市那样进行发展。 三 草市对县市的影响
从宋代的县治来看，当时在县设市，称为“县市”，大一点的县城，市可以在城内，有的县城，县市在城外另设，不论县城大小，一般都有一个县市。
据《咸淳临安志》卷十九记载：
余杭县。县市，在旧县西百步，周二里，汉令陈浑置。
富阳县。县市，旧在县西一里二百步，其地湫隘，唐万岁登封元年，县令李浚徙于西北隅一百步，周回二里五十步。今移于西门外苋浦大桥东。
新城县。县市，在县西一里，周二百四十步。
盐官县。县市，在县西北百步，唐贞观四年置，开元十一年令路宣远徙于县西南二百五十步。
昌化县。县市，在县西南百三十步。
以上诸县是汉唐以来至宋的县市情况，有些县市范围超过县城，如富阳县城，周六百步，按宋制360步为一里，那末市周回二里五十步，可知县城比市周要短得多。
另有一些县有两个县市的，如《淳祐玉峰志》卷上《坊陌桥梁》记载，崑山县“邑旧有坊四，日光北、平乐、招贤、永昌。有市二，曰都场、永安”。南宋时有三十二坊，“县有市名者二，曰市心，曰后市”。关于宋代县市的设置，在宋元方志中屡见，此不多叙。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浪潮，促使草市、镇市兴起的同时，也必然要冲击着原来已经设市的州县之城，这里先以县城为例来加以说明。四川新繁县，在成都府九县中，“繁庶号为第一”，咸平中一次大火，坊市悉为灰烬，生聚凋散十之五六，几十年后，“丁版如国初之盛”，“负郭而渐家者溢千数”，立十七坊，“以区别其良善焉”（注：《成都文类》卷24，周表臣：《新繁县新展六门寨记》。）。这些“负郭而家”的，实际上就是城市外边的草市起家者，新繁依此而恢复了昔日盛况。
正是由于县城经济以草市作补充，使县城有所扩大，商税亦极为可观。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商税》记载统计，熙宁十年时，有税额县为718，其间按税额多少分等如下：
三万贯以上者一县，即盐山，37438贯426文。
二万至三万贯者三县。
一万至二万贯者二十一县
五千至一万贯者一百零一县
一千至五千贯者四百零八县
一千贯以下者一百八十四县。其中最少的为潞城，只有501文。
县城尽管可以设市，但实际上许多中下级县的市仍处于草市阶段，如福建仙溪县，县郭袤二里，原来无城，直到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由于“山寇窃发”，才临时筑城，“县地僻而物货悭，商旅迹罕到，一哄之市，间或有之。”（注：黄岩孙：《仙溪志》卷1，《县部》、《市镇》。）仙溪即仙游，原隶泉州，太平兴国四年隶兴化军，熙宁十年时未见有税额，从南宋初“一哄之市”来看，实不具备置县市之资格，人们把这种市看成草市，甚至是最初级的草市，是不会过分的。
县市在发展过程中，总的来看是速度较慢的一级城市，它既受旧坊市制度的有力束缚，又缺乏州级城市的交通、政治经济条件，所以草市、镇市兴起后，很快在商税额上赶上并超过它，宋政府解决的办法，就是将那些发达的镇市改为县的建置而已。当然，有的县城，由于各方面条件较好，发展迅速的也为数不少。比较典型的是秀州华亭县，它处于长江出海口的南边，西倚太湖流域富庶之区，“据江瞰海，富室大家，蛮商舶贾，交错于水陆之道，为东南一大县”（注：《绍熙云间志》卷上，《场务》。）。熙宁十年作为华亭城，税额为106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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