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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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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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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由于儒学边缘化和科举仕途不畅，元代儒生士大夫多数无法走向庙堂，只能从事教官、儒吏等下层职业，致使他们开始向区域社会发展。元后期科举重开，乡试逐渐正规，客观上又增加了儒生士大夫对区域社会的亲近。这似乎是明清士大夫缙绅成为区域社会中坚的先声。
种族、社会等级的交错复合，蒙古本位与儒学边缘化，主要表现在元代。元明鼎革，统治民族重新变换为汉族，上述情况大部分不复存在。但它对明前期的影响并不是完全没有。例如，明初汉人使用蒙古名字、语言和服饰的为数不少，为此，朱元璋曾经特意下令强行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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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增订湖山类稿》卷三《自笑》，中华书局辑校本，1984年版。
六
最后，谈谈如何认识和评价上述五方面的变动，上述变动给予中国古代后期社会怎样的影响。
综观上述五方面的变动，属于政治领域的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和南北关系的新格局，全民服役与君臣关系主奴化，突破羁縻传统，改行直接治理的边疆政策；属于经济和财政的是：推行纸钞，复兴官营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等扩张；属于社会文化的是：社会层级、文化的多元复合建构与儒学的边缘化。
比较起来，政治领域的变动占3／5，经济和文化的占2／5。说明在社会经济形态上元代及明前期大体继承唐宋变迁所确定的体制，依然处在唐宋变迁后社会发展的大阶段内。有必要强调的是，经济领域的变动少于政治领域，并不意味着上述变动不重要。关键应该看五个变动的实质性内容及其地位作用。如果一味以经济领域的变动多少来判断其重要性，肯定容易陷入机械唯物论的泥潭。
无论领域归属如何，上述五方面的变动，大多是深层次的。其涉及范围，少数是整体性的，多数则至关本领域中的重大事项。具体地说，中央与地方关系和南北关系的新格局，体现元王朝整体与区域的配置态势；推行纸钞，官营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等扩张，乃是蒙元统治者给社会经济或财经领域带入的异质的东西；全民服役和君臣关系主奴化，实质上是国体内君主与臣民关系的特殊表现；突破羁縻传统，改行直接治理的边疆政策，又是关乎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举措走向；社会层级、文化的多元复合建构与儒学边缘化，应为蒙元从文化上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次冲击震撼。有些变动是积极和新生的因素，如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权，突破羁縻传统直接治理边疆；有些是利弊相参，利大于弊，如纸钞，海运，海外贸易等；有些是负面的，如官营工商业，全民服役、君臣关系主奴化。总之，没有琐碎纷杂的小变化，一概是中等以上的整体或领域性的变化。它们对元代及明前期社会整体结构和社会发展轨迹，均发生了比较深重的作用和影响，从而使元代及明前期社会面貌出现了某种异化，出现了一些与中唐两宋略有不同的东西。前面提到傅衣凌先生的两“不喜欢”，根源就在于此。本文阐述的元代及明前期五方面的变动，权算作笔者奉献给傅衣凌先生的尝试性解答。
接着谈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的影响与启示。
第一，由于五个变动，中国社会在沿袭唐宋社会基本形态的同时没有直线前进，而是发生了局部的变态发展。这场变态发展，类似秦汉之后魏晋南北朝的变化，只是动荡小些，时间短些。尤其是劳役，直到明嘉靖一条鞭法后，才逐步弱化，才恢复至唐宋轨道。有的学者说，元代出现唐宋以后中国社会的逆转倒退，元代处于两宋与明清之间“马鞍型”底部。①笔者不同意这种意见。我们承认元代的经济状况和君主、臣民关系发生了局部的倒退，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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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页。
济倒退只表现在北方，江南则呈现持续发展和繁荣。前述江南三行省高额的税粮数和商税数以及杭州丝织业的自由雇佣劳动，就是有力的证据。而且，元代在分寄式中央集权、直接治理边疆、海运和海外贸易等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和进步。因此，笔者认为，用“倒退”和“马鞍型”底部描述元代及明前期的社会变动，不够全面。言其为“变态发展”，似乎比较恰当。钱穆先生曾经说，“元代的中国社会实在走上一变型”①。其看法与笔者相似。所不同的是，笔者进而认为此种“变型”一 << 上一页 [11] [12]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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