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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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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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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贡奎诗曰：
周宣石鼓久剥落，浮云变化字迹讹。
八分小篆亦已废，纷纷行草何其多。
洪惟盛世自作古，制书勒石传不磨。
知君达时尚所学，落笔星斗光森罗。
蒙恩千里领教职，养育多士培菁莪。
谐音正译妙简绝，穷究根本芟繁柯。
牙签玉轴点画整，照耀后世推名科。
愧予鄙俚事章句，儒冠多误将如何?③
贡奎是元中叶江南文学名士。他仰慕蒙古字学合乎时尚，赞扬其“谐音正译妙简绝”，“照耀后世推名科”。同时哀叹蒙元统治下汉文化的衰落，哀叹自己专事章句而为儒冠所误。当时“愿充虏吏，皆习蒙古书，南人率学其字”④，似乎已成风气。贡奎的上述态度，在江南儒士中恐怕不是少数和孤立的。
另外，被称为北方一代儒宗的许衡，曾经为儒学教育和理学的官学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有个侄儿名叫许师义，也是许衡子侄辈中唯一见于史乘者。按照常理，在许衡学术荫庇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许师义，应该是学儒的。谁曾料，许师义却“涉猎书史，综覈医卜，尤精于国字与言”，以擅长八思巴“国字”译说为进身之阶，先充任殊祥院译史，最后升为一名管理检查驿站凭券的下级蒙古职官“脱脱禾孙副使”⑤。八思巴蒙古字独尊和蒙古文化本位的风气，竟然使一代儒宗许衡的子侄折腰拜倒。于此，人们不能不叹服蒙古文化本位和蒙元官方政策导向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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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元典章》卷一《诏令一·行蒙古字》、卷三一《礼部四》《蒙古学·蒙古学校》，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影印本，1998年版；《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道园类稿》卷四三《顺德路总管张公神道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② 《元典章》卷三一《礼部四》《蒙古学·蒙古学校》；《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学校》。
③ 《云林集》卷三《赠送蒙古字周教授》，四库全书本。
④ 《大义略叙》，《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
⑤ 《大元承务郎新济州脱脱禾孙副使许公墓志铭》，《山阳石刻艺术》，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元朝较早保护儒学，也任用了不少儒士进入各级官府，在吸收汉法方面大量发挥了儒学和儒士的积极功用。还推动程朱理学上升为儒学的主导，上升为官学。但是，在蒙古统治者的眼里，儒学始终不是第一位的文化。儒学与儒士也不再是传统体制内的主导，其独尊地位已经丧失，开始被边缘化。这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历朝历代未曾有过的。 元世祖朝“九儒十丐”的说法，大体可以反映儒学与儒士被边缘化的尴尬境遇。此说法出自南宋遗民郑思肖《大义略叙》。原文曰：
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郑思肖所云自“官”到“丐”的排序，大抵是元朝职业户计的分野。忽必烈时期的儒士，虽然能享受儒户定籍、免除差役、选拔充当教官及儒吏等待遇，但唐宋以来儒士赖以仕进登龙的科举迟迟未开，大多数儒士“学而优则仕”的门径被堵死。儒士充任教官之际，多数属无资品的流外职，薪俸颇低，升迁极慢，不免有“热选尽教众人做，冷官要耐五更寒”之类的哀叹牢骚。就充任教官及吏员的大多数儒士来说，其地位确实是比较低的。儒士虽然未必卑低到第九位，但远不及僧、道。言其被冷落、被边缘化，也是有道理的。汪元量“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①的描绘，应该是洞见真谛的。
儒学的边缘化，带来千余年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一段不小的变更。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毋庸讳言，边缘化是广大儒士的灾难，它造成了儒家传统秩序、官场传统秩序的某些破坏。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尊崇，不仅八思巴蒙古字风靡全国，藏传佛教的东进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长足传播，更促使元代文化从儒学一统走向多元，部分汉人甚至发生一定程度的“胡化”。因为学儒读经出路不佳，不少汉地精英文士转而把聪明才智投向以前备受鄙夷的市井勾栏和工巧技艺。于是，引发了元杂剧和科技的繁荣，涌现出关汉卿和郭守敬之类的伟大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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