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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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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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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游牧文化。因为成吉思汗强调其子孙必须恪守草原习惯和祖训，因为元世祖忽必烈坚持“内蒙外汉”的二元政策①，蒙古游牧文化对元王朝的影响当然是最主要和最深刻的。其次是中亚西亚的伊斯兰文化，欧洲及西亚的基督教文化等。蒙元帝国的建立和欧亚之间陆路和海路更为畅通，自波斯、阿拉伯、钦察、阿速、俄罗斯东来入居中国者达到近二百万人。这就大大促进了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流传。再次是吐蕃喇嘛教文化的东来。这是吐蕃人用汉地密宗与本地苯教融会升华后的“回馈”，而且是与忽必烈等蒙古上层联手的“回馈”。它丰富了中国佛教的教义及派别，还成为蒙古上层的最高信仰，后又影响到明清及以后蒙古族的精神世界。基于上述多种异域文化进入中原的情况，论者用粗放性、兼容性、交流性来概括元代文化多元的特点②，大体符合历史事实。
这里，举个事例，以窥元代多元文化的兼容变蓄。保留至今的河南开封市国家重点保护单位之一延庆观玉皇阁，相传是全真道教主王重阳逝世处。元初，他的弟子丘处机特意在此修建道观，以为纪念，名曰朝元万寿宫。现存的玉皇阁，样式精美，风格别致。阁高13米，分作三层。下层外形为正方形，中层八角，上层为八角亭形，顶部为八角攒尖形，顶端是铜质顶饰。顶部斜脊上除了饰有传统的若干脊兽外，还饰有两名头戴毡帽，下坐麒麟的蒙古武士。这种以蒙古武士登上道教宫斋屋脊的建筑形式，极为罕见。也可以称之为蒙古文化与汉地道教文化的偶然性“合璧”，而且是全真道教首领积极建造、主动认同的“合璧”。表明从元初开始不仅有蒙古人吸收汉文化的“汉化”现象，同时也有主动把蒙古武士捧上道观屋脊的“胡化”现象。
尽管元世祖忽必烈在主动吸收汉法，尽管元仁宗、元文宗等也曾做过不懈的努力，但是，元朝统治者在兼容多元文化的同时又恪守蒙古本位。
最能说明其蒙古文化本位的是：忽必烈推行八思巴蒙古字。
元朝时期，官方使用三种文字：蒙古语、汉语、波斯语。蒙古语起初是成吉思汗时畏吾儿人塔塔统阿创制的畏吾字蒙古语。后来，忽必烈又命令帝师八思巴以吐蕃字母拼蒙古语而创制八思巴蒙古字，也可称作与吐蕃人联手创制的新蒙古文字。
当时，朝廷内外各族官民频繁接触交流，汉人懂蒙古语，蒙古人学汉语，色目人懂蒙古语或学汉语的，蔚然成风，数量甚夥。而推行汉法比较积极的忽必烈，却只通晓蒙古语，不懂汉语。他不甚提倡和鼓励蒙古人学习使用汉语，反而督促汉人和南人官僚学习蒙古语。忽必烈曾亲自命令降元南人将领管如德学习蒙古语：“习成，当为朕言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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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细阐述参阅拙著《忽必烈传》第十九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参阅王晓欣《一代天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③ 《元史》卷一六五《管如德传》。
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二月，忽必烈降诏颁布八思巴字时规定：“凡有玺书颁降，并用蒙古新字”，强调用八思巴蒙古字“译写一切文字”。还曾经有用八思巴蒙古字统一全国文字的梦想：“以同四海之文，以达四方之情，以成一代之制。”①忽必烈此举比较巧妙，表面上使用的是蒙古语、汉语以外的第三种语言吐蕃语字母，但所拼写的依然是蒙古语。最终目标是不放弃蒙古母语，以与吐蕃人联手创制蒙古新字的方式，统一全国文字，长期保持其文化本位。
忽必烈又竭力推广中央和地方的八思巴蒙古字教育并突出其中心地位。他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正月下诏立蒙古国子学，在地方一概设诸路蒙古字学。又设路府州蒙古字学教授和江南三行省蒙古提举学校官。由于“国字在诸字之右”，蒙古字学及其教授随而高于同级儒学及其他学校。②
后来，统一全国文字的梦想没有完全实现，但因官方竭力提倡，八思巴蒙古字学独尊于文坛数十年，甚至影响到部分儒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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