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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财产纠纷与诉讼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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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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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人的范围、顺序和遗产份额的效力，关系到继承人继承权的取得和丧失，再加上与立嗣又有关联，所以宋代围绕遗嘱继产亦产生了不少争讼。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宋代遗嘱继产争讼自有其特征：一、遗嘱适用范围的限定性使得争讼往往与立嗣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使争讼呈现复杂化、多元化的特点；二、宋代遗嘱继产法强调义务与权利的一致性，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却对这种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整体性继承”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破坏，降低了民众对国家司法系统的信任度，遗嘱争讼反而增多。
五、宋代民间财产争讼的调处机制
由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诉讼效益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宋代民间财产纠纷中的相当一部分由民间自行调解解决，但也有一部分财产纠纷以诉讼途径来解决，由官府调处息讼。
宋代许多民间财产纠纷在尊长、邻里、陌生人等调解人的参与下获得解决，并未进入诉讼领域。无形资源与有形资源是民间调解者调解成功的前提条件，民间调解人参与调解与被调解人接受调解的动机亦各不相同。民间调解虽是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途径，但由于是在差序格局的社会中运作，亦不乏妥协性、不稳定性和局限性。其中，道德评价直接起作用，法律发挥间接作用。
未能在民间调解阶段解决的纠纷，极有可能进入官方的诉讼程序。宋代法律并未规定诉讼前调解为官方审理案件的必经程序，但不少官员都把调解作为其解决民事财产诉讼的首选方法。为息讼，主张以调解结案的官员们除采用“情”与“理”的教化方法外，多从讼累入手进行劝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于国法的存在，与民间调解相比，官方调解更接近于儒家的理想制度，自有其特色。
由前述对民间调解与官府调解的讨论，我们发现，宋代的调解基本上建立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并贯穿始终。由国法在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中的作用所决定，调解的非强制性倾向较为明显。而且，官方主持下的调解不仅受到时限的制约，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六、宋代民间财产争讼案件的执行状况
宋代的民事执行包括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即对民事判决的执行)两种。前者是一种个人行为，后者则是由国家司法机关根据判决实施的行为。
宋代的两部法典《宋刑统》和《庆元条法事类》中，有一些散见的关于民间私力救济(主要是民间私债的追偿问题)方面的法律条文，但结合具体史实来看，这些法规与法律实践之间却存在着差距：债务人违契不偿时，不少债权人自行违法追偿。强牵财物过本契、限制债务人及其族属人身自由等违法收贷现象禁而不止。这一状况的出现是多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宋代对民事判决的执行有其较为固定的形式，存在一些共性。以财产诉讼案件为例，其执行条件有二：生效的给付之判和败诉方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的特点所决定，宋代在民事执行权的配置上实行的是混一制的执行主体。其执行方式有：当厅执行、案后执行、限期执行和协同执行，既可单独使用，也可混合使用。宋代财产案件的执行标的物包含物质和禁令两方面。另外，当时还出现了永久性的中止执行程序——执行终结。
不可否认，宋代司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其民事诉讼程序中执行环节亦不乏强制性，但由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其民事执行行为却体现出浓厚的伦理法色彩，它也是当时民事执行难的思想根源。宋代的司法行为附属于行政行为的制度上的缺陷，是这类现象大量存在的制度根源。已判决案件的执行不得力、司法缺乏有效监督的制度弊病、频繁的大赦、社会成员法律意识的淡薄、民事执行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等因素则使宋代民事执行呈现出非规范化特征。
七、宋代民众在财产争讼中展现的法律观念
通过对宋代民间财产纠纷与诉讼由发生到解决的全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宋代民众的法律价值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对法制的支持并非毫无保留。具体而言：
宋代士大夫阶层中具有务实精神者已将无法实现的传统的“无讼”理想转化为“息讼”理念，并以多种方法付诸实施，这一变化是对民众维护自身权益而兴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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