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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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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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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才灭于西夏。
但是其他汉军兵威所及的地方却并没有就此成为汉朝的稳定疆域，或者始终没有设置正式的行政区划。汉军曾多次深入漠北，攻入匈奴的后方，但每次都主动撤回当时的长城之内。汉军对西域的用兵远达今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但在西域只设置了军事监护性质的都护府，而且在东汉的大部分时间都护府（后改设长史府）未能实行正常的控制。主要原因显然还是这些地区在当时还不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因而无法迁入足以维持驻和行政机构的人口。汉朝并非没有作过这方面的努力，例如在汉武帝时，“自敦煌以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今新疆轮台县东）、渠犁（今库尔勒）皆有田卒数百人”。以后又在伊循（今若羌县东）屯田，在车师（今吐鲁番盆地）、莎车（今莎车县）、北胥鞬（今地无考）等地都设有屯田校尉。但这些屯田规模既小，迁入人口有限，存在时间也不长，远不能与河西、河套等地相比，所以至多只能维持数量不多的人员及来往的使者。也正因为如此，对这些地区的战争和建置会受到当时人的激烈反对，《盐铁论》中儒生们的意见大多是针对这些不适合农业生产的新土地而言的，虽然不免偏激，却反映了这一基本事实。
在南方也同样如此，汉武帝在出兵灭了东瓯和闽越之后，却采取了移民弃地的办法，将当地的越人全部迁至江淮之间，任凭这一片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全省）成为无人区。到西汉后期才设置了第一个县，而到二百多年后的东汉末也仅有二县，在一般人的眼中这一带还不是“汉地”。武帝弃地的表面理由是由于越人的“反复”和反抗，但更实际的困难是，要在这一片遍布森林的崎岖山区开发农业在当时根本没有可能，所以无法派驻军队和行政人员。
当然，农业生产条件不是唯一的因素，疆域的范围还受到诸如军事形势、人口数量等条件的制约。但秦汉的统一是建立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的，它们的版图同样是以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为限的。这一规律不仅符合当时的疆域实际状况，也已为此后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所证明。 三
既然农业生产是维持秦、汉统一的物质基础，适宜农耕的土地的秦、汉统一政权得以建立的地理基础，我们自然不能回避水利的作用，并且应该讨论一下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格“治水社会”中有关秦汉的论述。
魏氏提出：
治水耕作的土地尽管占全国耕地面积不到一半，产量仍然可能超过所有其他耕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治水农业居于相对经济优势的地位。在中国统一前夕，秦国修建了郑国渠，从而大大地巩固了它在农业内地（现在的陕西）；这一行动使秦国比其他诸侯国家富足而强大。后来，秦国统治的整个地区（原注：除了郑国渠地区以外，这还包括四川的富足的灌溉平原。）占到帝国面积大约1／3，而据班固记载，它所拥有的财富要占帝国所有财富的60％。司马迁认为，以前秦“富十倍天下（其余地区）”。这两种说法都无法予以证明，也不必加以深究，但是这些说法都证明我们所说的一种强而有力的治水农业制度的相对经济优势。
大概就是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氏在划分“紧密的和松散的治水社会”时，在“紧密型2”一类中称“可能还有在建立中华帝国前夕的秦国”。
魏氏所要证明的是“一种强有力的治水农业制度的相对经济优势”，也就是战国后期的秦国和西汉时的秦国故地由于有“一种强有力的治水农业制度”而在全国（即战国群雄中或整个西汉国家）经济中占有相对的优势。要判断魏氏立论是否正确，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一一分析他自己的论据，尽管他使用了“无法予以证明，也不必加以深究”或“可能”这样一类模梭两可的话。
关于郑国渠，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是《史记·河渠书》中的一段话：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汉书·沟洫志》所载大同小异，无疑是抄自《史记》；但值得注意的是，郑国的话成了“臣为韩国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所谓“万世之功”，显然是在《史记》原文基础上的夸大。如果用以说明该渠在农业生产上的长期长期效益也并无不可，但要解释为秦国因此而灭了六国就与史实不符了。
郑国渠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只要看它的灌溉面积和成效就可以了。四万余顷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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