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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之际社会变迁论略（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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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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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牛耕、功力，直二万六千文。余有五十五万。肥猪、明烛，利在其外（下文引“崔寔”指出，除以瓠的外壳为瓢外，“瓢中白肤实，以养猪致肥；其瓣则作烛致明。”）。[19]
贾思勰还把经济核算推广到蔬菜、染料、林木、鱼畜等多种生产项目中去。分别计算正产品和副产品的各项收入；注意到收入的累计、近期收入和远景收入，注意到蔬菜、染料、林木等项收入与谷田收入的比较等。如种葵，贾思勰指出葵与谷的比价是“一升葵，还得一升米”；而“一亩得葵三载”，种三十亩葵，“合收米九十车。车准二十斛，为米一千二百石”，以亩产十石计，“胜作十顷谷田”。成本则是“止须一乘车牛，专供此园。（耕、劳、辇粪、卖菜，终岁不闲。）”这里的成本，除了耕作、施肥所需的人畜力外，还包括了销售运输的费用，比《氾胜之书》的计算又进了一步。
在畜牧业方面，从《齐民要术》等材料看，似乎存在一个比秦汉时代还要活跃的市场。例如，贾思勰提出养“羊一千口”，“种大豆一顷杂谷”，作为青饲料，或晒干保存作越冬饲料的方案[20] ，显然是一种商品性生产，而且比太史公所说的收入可“与千户侯等”的“千足羊”（250只）的饲养，规模要大好几倍。《齐民要术•养羊第五十七》又载：
凡驴马牛羊收犊子法：常于市上伺候，见含重垂欲生者，辄买取……乳母好，堪为种产者，因留之以为种，恶者还卖；不失本价，坐嬴驹犊。还更买怀孕者。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孕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何必羔犊之饶，又嬴毡酪之利矣。
这更是经营商品性畜牧业生产的精明计算，是陶朱公的致富术——“欲速富，畜五牸”的继承和发展。这一记载也说明，当时存在一个相当大和相当活跃的畜牧市场（这可能与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有关），在畜牧生产上与市场发生联系的地主（可能还有农民）不会是少数个别的特例[21] 。此外，贾思勰介绍的圈养、去翮、精料喂饲的“养鸡令速肥”法以及引用《家政法》洒粥滋虫养鸡法，都应该是一种商品生产。
《齐民要术》的内容是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果树、蚕桑、林木、畜牧、养鱼和农副产品加工以至烹饪等内容，这当然是为了满足地主田庄中生活上与生产上的多种多样需要，但其中除自给性生产外，也包括了相当多为了赢利的商品性生产，这是一种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营模式。《齐民要术》不但是战国秦汉以来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精耕细作技术的经典性的总结，也是对秦汉以来发展商品性农业的经验所作的前所未有的系统总结。
可见，不应把魏晋南北朝“自然经济的强化”绝对化，而应该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部门作具体的分析。例如江南地区经济汉代比较落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有关材料看，其商品经济比汉代活跃。北方商品经济在战乱时期受到严重破坏，但在比较安定的时期商品经济又获得恢复和发展，如《齐民要术》反映的时代商品经济就相当可观。而魏晋南北朝北方的畜牧市场，起码不亚于汉代。
根据上述材料看，无论战国秦汉或魏晋南北朝，无论农民或地主，其经济构成都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其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因此，从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经济运行方式是有变化的，但这种变化无论表面看来如何巨大，从它的基础——基本经济单位的经济构成看，实际上仍然是同一经济范畴内的变化。
其实，自然经济虽然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特征之一，但奴隶社会同样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西欧罗马帝国崩溃和蛮族入侵所导致的自然经济强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因此，把自然经济之取代商品货币经济（或曰“交换经济”）作为封建化的主要标志，也未必是妥当的。 注释
[1] 《晋书》卷9《刁协传》。
[2] 《颜氏家训•治家第五》。
[3] 《晋书》卷56《江统传》。
[4] 《晋书》卷43《王戎传》。
[5] 《宋书》卷77《沈庆之传》。
[6] 侯旭东：《东晋南朝小农经济补充形式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
[7] 《宋书》卷82《沈怀文传》。
[8] 《宋书》卷57《蔡廓附子兴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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