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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之际社会变迁论略（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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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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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江充所痛心疾首地斥责的那种现象仍然在延续着吗？
南方豪族地主通过开发山林荒野建立起来的大田庄，人们以前往往强调它多种经营、能够自我满足各需要的方面，而忽视它所包含的商品经济的成分。通过开发山林湖沼积聚了大量的水陆物资的南方豪族地主，在建立田庄的同时，往往建立用以储藏、出售这些物资的“邸”（或称“邸舍”、“邸店”），甚至利用它放债取利。例如，刘宋初年，“子尚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为患遍天下”[7] 而“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又幸臣近习，参半宫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治……会土全实，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桡乱在所，大为民患，子息滋长，督责无穷……”[8] 豪族地主有时还建立转运货物的“传”和加工物资的“冶”。在这个时期的文献中，往往提到官府和私家的屯、邸、传、冶、田、园、池、塞等，这些相互联系的名词所反映的，包括了豪族地主开发山林，建立田庄、囤聚物资以及货殖营运等生产活动和生产组织[9] ，它也从一个侧面指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豪族地主的经济，仍然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
北方地主的商业活动似乎没有南方活跃，自然经济的色彩更为浓厚一些。按颜之推的说法是“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不象南方奢侈。不过，如果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地主不从事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那就大错特错了。史载北魏贵族元欣“好营产业，多所树艺，京师名果皆出其园”[10] 。恭宗拓抜晃晚年“营立私田，畜养鸡犬，乃至贩酤市鄽，与民争利”，高允曾上书劝谏[11] 。贵为皇帝尚且如此，何况一般地主呢！而且高允的劝谏的中心是不赞成皇帝“与民争利”，他显然把民间地主的赢利经营视为正常。即使是坞壁，也并非完全封闭的。例如北魏时曾官至左将军、关中侯的坞壁主莫含，就长期从事商品性的生产和流通活动，“家世货殖，赀累巨万”[12] 。
最能反映北方地主经济与市场联系的是《齐民要术》。而且它所提供的不是个别的例子，而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是根据实际情况所作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经营设计。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表示了对商业活动的贬抑，他说：“舍本逐末，圣贤所非，日富岁贫，饥寒所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实际上他所贬抑的只是脱离生产的非民生日用品的贩鬻活动，即所谓“舍本逐末”，而商品性农业生产和在此基础上的农副产品粜籴活动，贾思勰把它算到“本”的范围内，非但不加反对，而且是予以提倡的。上文已经谈到，贾思勰逐月引述了《四民月令》关于农产品购销的记载，并作了进一步的总结。他又在《序》和《货殖第六十二》介绍了许多经营商品性农业和从事货殖活动而致富的实例，并且在正文中对商品性农业生产的经营规划和经济核算作了具体论述。在《齐民要术》中，能够明确判断属于全部或部分为了出售赢利而生产的项目有：蔬菜中的瓜、瓠、葵、蔓菁、菘、芦菔、、胡荽，果树、经济作物中的红蓝花、蓝、紫草，林木中的柘、榆、白杨、棠、楮、杨柳、箕柳、楸、柞，牲畜中的驴、马、牛、羊、鸡，以及养鱼等。[13] 在这些生产项目中，贾思勰非常注意按照市场的条件和需要来安排生产。例如种植葵等商品菜，要选择“近州郡都邑有市之处”的“负郭良田”、“近市良田”，并根据作物的季节性和市场的需求分批采卖（《齐民要术•种葵第十七》等）。为此要实行“穊种”（密植）。种植商品芜菁采用叶根粗大产量高的“九英”品种。种榆亦“地须近市。（卖柴、荚、叶省功也。）”为卖荚、叶和椽的，宜种凡榆；为提供木料制作各种器物的，可种梜榆。（《齐民要术•种榆、白杨第四十六》）等等。为了便于管理和采运，还要有适应面向市场生产的合理的田间布局[14] 。商品性的生产为了赢利，就要讲求降低成本和增加效益之道。关于前者，贾思勰给出的办法是适当的扩大规模以求得规模效益[15] 、推广肥效佳、省功力的绿肥种植[16] 和雇用廉价的临时性短工[17] 等。关于后者，贾思勰认识到加工和综合利用可以使农产品增值[18] ，想方设法开辟这样的增收门路。《齐民要术》详细引述了《氾胜之书》关于种瓠的成本和利润的计算：
一本三实，一区十二实，一亩得二千八百八十实，十亩凡得五万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钱，并直五十七万六千文。用蚕矢二百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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