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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魏晋时期州郡兵制度的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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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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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营兵为之。如《后汉书》卷六《顺帝纪》载，永建元年（１２６年）十月，因鲜卑犯边，顺帝“遣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随之而来的当兵者的固定服役年限也改变了，变成终身制职业兵。
兵士一旦职业化，则兵士与将领之间的统属关系也固定化了。随着兵将之间统属关系的固定化，必然使兵将之间的隶属关系演化为人身依附体关系，于是为各级将领和地方长官豢养家兵、私兵开辟了广阔天地。如遇社会动荡，这些人就可摇身一变而成为拥兵自重的割据者。东汉末年出现的群雄割据局面，正是在郡国兵（或州郡兵）的募兵化、太守主管兵事、兵将之间关系的牢固化以及家兵、私兵制的产生等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局面一经形成，又促进了兵士身份世袭化，从而有了世兵制的产生；也促进了刺史太守领兵的制度化，于是有“州郡典兵”（或“州郡领兵”）制度、州牧制及都督制的相继实行与固化，从而给魏晋南北朝的兵制带来了一系列变化。因此，就整个东汉而言，郡国兵和州郡兵还是中央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不能算是真正的地方军队，但同时又是“州郡领兵”制的酝酿期或准备期。 三、曹操始创“州郡领兵”之制
如上所述，东汉时期虽有郡国兵（或州郡兵），且由剌史及太守掌管，但州剌史与郡太守都无加军号之制，也无将军兼地方官的做法，故东汉的郡国兵（或州郡兵）制度，不能称之为“州郡领兵”制（或“州郡典兵”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军。真正的地方军——州郡领兵制下的州郡兵是在曹操擅权的汉献帝建安年间产生的。我们可以从《三国志》卷一五《魏书·司马朗传》看出这个讯息：“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自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搜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又以为宜复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议虽未行，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曹操建安元年（１９６年）十月为司空，建安十三年六月为丞相。司马朗曾为司空曹操掾属，后又为其主簿，则其发表上述意见不能早于建安十三年；他死于建安二十二年，则他建议的时间下限不能晚于此年。观司马朗的建议，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恢复井田之制，二是实行“州郡并置兵”的制度，即“州郡领兵制”。从他所说“自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搜狩习战之备”的话来看，表明东汉时期的郡国兵（或州郡兵）不能称之为“州郡并置兵”，故不是“州郡领兵制”；再从“议虽未施行”的话来看，稽之上下文意，应是指恢复井田之制的建议未被采纳；“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似乎是说司马朗的主要意图在于实行“州郡领兵”制，从而暗示出这一建议实行了。如果东汉的郡国兵制（或州郡兵制）就是“州郡并置兵”的州郡领兵制，则此前早已有之，何需司马朗建议实行此制呢？司马朗既有这样的建议，可见东汉时期的郡国兵（或州郡兵）制度，不是州郡领兵制。
然则“州郡并置兵”的州郡领兵制究竟始于何时呢？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从理清郡国兵（或州郡兵）同州郡领兵制的区别入手。根据《三国志》卷一六《魏书·杜畿传附子恕传》及《续汉书·百官志五》刺史条刘昭注引晋武帝诏（详见后文），可知州刺史、郡太守加军号和以将军兼领州剌史、郡太守等做法，是州郡领兵制的主要标志。既然如此，则何时出现刺史、太守加军号及以将军兼领刺史、太守之事，就意味着州郡领兵制的开始出现。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古人及今人往往把它同都督制联系在一起，以为都督制的形成就是州郡领兵制的形成。实际上，应当是先有州郡领兵制的出现，然后在此基础上才逐步形成都督制。因此，《宋书》卷三九《百官志》所云：“魏文帝黄初二年（２２１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并不是州郡兵制之始。唯有元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一五一《兵考三》中，对这一点略有察觉。他说：“黄初中，复令州郡典兵。州置都督，寻加四征、四镇将军之号，又置大将军都督中外兵之柄，世在司马氏而魏祚移矣。”细察词意，他把《宋志》所云“黄初二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一事，既看成是州郡领兵制的标志，又不承认此事始于魏文帝，魏文帝黄初中的做法，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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