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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手工业前后期生产重心变化及不同结局（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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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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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7] ”；“民多奸隐，户口簿帐，恒不以实[8] ”；“户口簿籍，类不以实[9] ”。这类记载指不能屈。上引史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世族地主还隐庇着大量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其二，不少农民为了逃避政府繁重的赋税徭役，或在法定服役年龄上弄虚作假，或者干脆隐瞒户口。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隋代中央集权的基础，使政府正常的赋税徭役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也使均田制很难在隋有效统治地区内认真付诸实施。在这样的形势下，隋文帝多次派遣大使“检括”户口。[10] 为了不使这种“检括”户口流于形式，政府采取“大索貌阅”措施，令州县对在籍的编户成员的年龄、长相、身体特征等都详细记录在册，并定期进行验名正身。为了防治“容隐”，还强迫堂兄弟“析籍”，“凡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远配”，处罚相当严厉。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貌阅活动，隋政府籍帐增加了164万余口，[11] 收效确实比较明显。
但是，隋文帝时期实行的大索貌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私家与政府争夺劳动人手的社会现实，只要政府的赋税徭役繁重，就不可能从改变上有所好转。在这种情况下，重臣高颎在文帝的支持下不得不采取与貌阅配套措施――“输籍法”。“输籍，凡民间课输，皆籍其数，使州县长吏不得以走弄出没”。[12] 输籍法的核心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13] ”。也就是说，输籍法从法律上杜绝了地方官吏营私舞弊现象，使输籍额及每户所承担的情况公开化；输籍法系“轻税之法”，农民作为政府的均田户较作为“豪室”的隐户，所受的剥削程度要轻一些。应该说，高颎的改革抓住了当时问题的关键。输籍法实施后收到了预期的成效，“自是奸无所容矣”[14] ，也就是说隐户和隐瞒岁数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输籍法即轻税之法的实行，是隋代从政策上对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手工业的保证，它保证了政府对赋税徭役的获得及对编户齐民的有效控制。
隋代设轻税之法时，对个体工匠的优惠也比较明显。开皇三年（583年）规定对个体小农业生产者的服役期由原来的每年30日减少为每年20日，我们尽管不见对工匠的具体规定，仍然保持着每年60日的服役期，[15] 但从同时的“减调一匹为二丈”的规定中可知，个体工匠的负担也有了一定的减轻，因为这以前调绢一匹为4丈。[16]
为了保护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手工业和个体工匠的生产，隋文帝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优惠政策，平陈以后，隋文帝进一步加大了优惠力度。当平陈鸣金收兵时，就有“故陈之境内，给复十年”，至于其他各州则“免其年租赋”[17] 的减免措施。开皇十年（590年）以宇内无事，国泰民安，在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减少军费开支的同时，规定“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提高了府兵的自给能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还“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18] ，这使均田制下租庸调制进一步完善，免役收庸，对于50岁以上的男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优待，免除服役时的劳苦，既对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有利，同时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再雇人服役。开皇十二年（592年），鉴于“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的实际状况，隋文帝认为，“宁积于人，无藏府库”，于是下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19] 。
在机构设置中，隋文帝对手工业中的纺织业尤其重视，因为纺织品是皇室及达官贵族、庶民百姓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中央机构有司染、司织二署（后二署合并为织染署），专门组织官府纺织品的生产和染色。在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还设置专门机构，负责这里的纺织生产，为皇室及各级官府所需要的特殊纺织品提供货源。据记载，隋代分别在泾州、雍州设丝局，在定州设绸绫局，这三局均由太府中的尚方具体负责。另外，在河东、信都设染局，由司染署负责具体事宜。[20] 隋代前期畜牧业经济比较发达，太仆寺下设畜牧业管理机构，[21] 其中陇右牧规模最大，政府在这里设有“皮毛监、副监及丞、录事”等，[22] 专门从事动物皮毛加工业。
宫廷皇后嫔妃等贵族是高级丝织品的重要消费群体，隋文帝时专门设有生产和管理高级丝织品的管理机构，其生产服务对象比较确定。隋代宫廷有“女御”38名，其职能主要“掌女工丝枲”。宫中置六尚、六司、六典等，“递相统摄，以掌宫掖之政”，其中尚工“掌营造百役，管司制三人，掌衣服裁缝”。后来在此基础上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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